已经有不少人说过，党与非党之间有“一道墙”、“一条沟”。我现在想来谈一谈“墙”和“沟”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我想，首先，这个思想基础，如同党的文件和其他各位所说的，当然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但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而且也受到了全世界公正人士的赞扬。这是很好的事情，但发生了副作用：不少非党人士对党员有自卑感；某些党员则有骄傲自满情绪。其次，我又要说到教条主义了。“联共党史”记载了斯大林在哀悼列宁时候的誓词，一开头就说：“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
我还没有找寻出来斯大林当时说这句话有什么客观的需要；单从文字看来，这句话是不科学的，是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法马上就会被理解为：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员的材料。我也听到过另一种解释：“特殊材料制成”指的是革命理论的教育和组织的锻炼。但有人不同意，认为这些都只是对材料的加工而不是材料的本身。我想，尽管说两种解释都可以成立，作为一种带政治口号性质的句子，也是不应该有可此可彼的两种解释的；它是必须明确到足以使群众单凭直觉就可以正确理解的。
必须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教育同上述的句子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毛主席对党员的教导是谦虚谨慎，反对骄傲自满。旧党章是反对党员自高自大，要求党员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共产党员的八个条件”更明白规定“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八大”文件对党员的要求更严格了，说明得也更为详尽而具体。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党员，绝大多数是朴素的、谦虚的。尽管进行整风运动以来已经揭发了许许多多的党员和党组织所犯的错误和缺点，而且今后还会揭发更多的错误和缺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除了每个人都难免有错误和缺点，以至领导和群众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一些理由以外，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１％的党员犯严重的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而这许多事实的揭发，当然可以在全国报纸上热闹得很长一个时期。
但是，尽管中共对党员的教育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套，也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种说法就不在我国起作用。因为，“联共党史”曾经在全国展开学习，而教条主义是在党内党外都很流行的。说这种说法不会起到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的作用，是难以设想的。
事实也已经很明白。例如，党和政府的既定方针、政策，不但不是秘密，而且应该是大肆宣传，做到家喻户晓的。象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八年来参加了无数次的重要会议，参加了方针、政策的制定；党所期望于我们的，正是掌握方针、政策，帮助党和政府向广大人民群众展开宣传。但是，竟还有些非党同志，认为自己不可能掌握方针、政策，只有党员领导同志才能掌握方针、政策。八年了，仍然是这一套，这不能不说是自卑感的明证吧？同时，也有不少党员领导同志，以为只有党员才能掌握方针、政策，非党人士是不行的。这是否骄傲自满，以特殊自居呢？这是不是宗派主义的一种形式呢？当然，体会方针、政策不够，掌握不准，是完全可能的。但，只要非党人士不自卑，党员不以特殊自居，通过同志式的帮助，不够、不准的缺点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其次，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也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味。毫无疑义，党是革命理论的权威，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但这绝不等于党对革命理论的“垄断”；绝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只有党员可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党人士就不可能在革命理论学习中取得成绩。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之下，就使得党所推动的理论学习在许多场合变成了教条主义的推广。非党人士带着自卑感学习革命理论，当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不是创造性地学习理论，当然，就只能是教条主义地学习了。某些党员以“理论大师”的地位出场，旁若无人，当然也容易变成教条主义者。
因此，我觉得，在“拆墙”、“填沟”的工作中，除了要做好其他许许多多的工作以外，批判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条教条是必要的。如果党在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当然，在这同时，民主党派也应该检查自己的不接受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
“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中央较少，愈到下层愈多。我有这样的想法：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因此，不但国家行政机构没有被足够地运用，国家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存在着的。
我同意郭沫若副主席在二届三次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发言：党的领导有如神经系统，科学研究领导、文艺领导、行政领导有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等等；党的领导贯彻到各个系统，但不能代替各个系统的作用（记忆如此，可能有出入）。
我还有另一种比喻：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以人民闹事为例，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持，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来作解释和说明，事情就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如果一开始就亲自出马，处理得好固然没有什么，处理不好就闹僵了。
比喻总不可能完全确切的。但，无论如何，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加强党的政治和政策思想领导，充分发挥各个系统的积极性，显然是有利于把国家工作做得更好的。
统战部工作当然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严重的缺点。缺点的形成，是同不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的错误看法分不开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之间，是非本来是很多的，宗派本来也是存在的。这一点，统战部应该是知道的。统战部处理的方法，是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更由于某些党员的官僚主义和某些非党人士以“上司”对待党员，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可能的。
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没有深刻认识到非党人士性格的十分复杂，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旧社会遗留的虚伪作风和名位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物中严重地存在着。加上划圈子而圈子不大，多少不免偏听偏信；奔走殷勤的便算是靠拢党，否则即使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而努力，也难免被置于异己分子之列。有人说，民主党派存在着政治工作也适用“按劳取酬”的庸俗作风和“论亲行赏”的宗派主义。这种批评即使不完全符合实际，也值得统战部的检查。大概，统战部的工作太忙了，太忙也会发生官僚主义。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以至善于帮同压服不同意见的，便算积极，便算忠实；欢喜提意见，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总不免感到麻烦，便作为“闹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有无原则的捧场，而个人崇拜和无原则的捧场仍然存在；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总难充分发挥。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团和气，但一旦爆发起来也往往变成舌剑唇枪，难以收拾。统战部今后如能放大圈子，深入民主党派的机关和下层，（那里面有不少阴暗的角落）对分清真假、明辨是非上多多注意，我想对于改进民主党派的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由过去直接管得太多而改变为少管一些、多查一些，这是好的；少管而又不查，那就不大恰当了。
非党人士批评党的工作，总难免是片面的、表面的，只供参考。
来源：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