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在院学委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讲话在湖北的学习还不大正常，原因是党内同志有些抵触情绪。……”
“毛主席讲话不仅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反映到经济方面，有许多问题要重新考虑……”。
“知识分子谈到放都有顾虑，根据过去的经验是有理由，怕重复过去的命运，这是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认为人民可以受摆布……”。
“我认为党和知识分子是有矛盾，这是容易想象的。但是，党和工人农民也存在一些问题，工人农民对党有很多意见……”。
“希望各系主任及院部负责同志充分准备，向党提出党的短处，我们不应该有所顾虑……”。
“党的领导从制度上说还有些问题”。
5月16日在处室负责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过，民主人士应该有职有权，如果无权应该整一下，有些问题牵涉到制度问题。”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但不等于党专政。党决不能代政，我认为这是一个制度问题，牵涉到政权实质问题。”
“如肃反、防汛，另外人事只是依靠党做，假如学校党委制撤销……人事一定要调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事材料由党掌握，怎样来办好高等学校很成问题，中央也有宗派情绪。有人说党是有特权的，党员有威有势，我们象小媳妇，又怕党，又怕群众，不是党员就低三分。有人说人事处是阎王殿，害怕得很，如果搞了一点材料，就永远不能提拔，压力大得很，大家也怕得很。大家觉得是有很大的压力。肃反在我们学校打击面过宽，当时听说还有几个高潮，我怀疑难道我们学校就有这么多的反革命分子？根据一句话就推出其罪，这很危险……肃反不但未肃反，反而影响了团结。知识分子出身不好，不能因此罗织其罪，使知识分子与党更隔离。”
“这个制度究竟怎样合理，是有一些问题，党员是有权有职甚至于无职有权，这应作为一个制度来研究”。
5月22日在全院教工大会上的讲话：
如果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的领导，那么，学校党对于我们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便存在着很大的缺点。首先是政治课方面，所表现的是照本宣科，死板板的教条，真是“两耳不听天下事，一心只知教条搬。……”
“……党的自身，对马列主义，对党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没有很好的掌握，为贩来的马列主义和苏联经验的教条所束缚，当做金科玉律，没有运用独立思考，缺乏创造力；也保有游击作风——打敌人这都是整人的经验……例如肃反运动，把发发牢骚的，就认为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逻辑。这是没有对人民有团结愿望的表现；这就养成对别人不能有从团结愿望出发和治病救人的习惯和认识，就缺乏大公无私的精神。从这种思想基础来形成党性，而这种党性，又实在只有造成与群众更加疏远；不但不能克服矛盾，只有增加矛盾。”
“另外，学校里面也有些‘以党代政’的现象。以党代政，包办代替，形成党内与党外之间，有一条鸿沟，党员会变成特权阶级，好象群众是为党员服务，而不是党员为群众服务。……”。
5月23日在原中山大学的四位教师座谈会上讲：
1．广东先生放得怎样了？我还没有放完，各级党领导不能压，压不下来。
2．昨天我的报告批评学校很厉害，你们可以不必顾虑，我的报告是对党员很挖苦的。对武汉鸣放能起推动作用的。
3．学生快要放了，学生问题更难对付。
4．谈话对党员是讽刺，也是教育。
5月25日在工人座谈会上讲：
工人工资太低了，以前我不知道。这样低的工资怎么生活下去呢？有几口人就不能维持生活。
5月27日接见工经系学生代表。支持派代表向高教部“将军”：
“你们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教学计划不合理，是有问题……”
“你们对高教部提意见，提要求，不要考虑可能不可能解决，尽管提，打破清规戒律……”。
“你们要派代表去北京，我个人是同意的，支持你们，但还要学校开会研究，才能决定，我们现在是集体领导”。
“官僚主义是很顽固的，我也赞成你们向高教部官僚主义将一军”。
对统计系毕业班的讲话：
“你们提出不要毕业考试，我非常同情，这种考试是教条主义的考试，的确是不好的。”
“教条主义很害人，我们学校完全是从人民大学来的，人大是教条主义的堡垒。”
“你们不考试，希望大家最好能写一个心得代替考试。”
5月28日在院学委会上的讲话：
解决“鸣放”中所提出的问题主要解决根本问题，制度问题。
现在工人说，党员对我们比资本家还坏，过去还可以调换工作，今天就是大帽子压在人民身上。
接见农经系学生代表谈话：
“我很同情你们的情况，培养目标实在不太明确”。
5月30日在学生代表会议上讲话：
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准备采取措施解决：
1．培养目标不明确；
2．由于目标不明确，由此教学计划也不明确；
3．与目标不明确有关的，是教学质量不高、不具体、不实用。因此，培养出来的人，不但当不到高级人材，而且还不如中等技术学校出来的人，这是大家的意见，这样有负同学的青春，又浪费国家的资金；
4．由于这样，社会人士对财经人材不重视，高教部把我们排为倒数第一位，这也是同学们的共同看法，社会上把财经人员随便安插，工资比较低。同学们提的都是实事求是的，的确存在问题。特别是信贷、工经提得很多、很具体。
同学们提的问题有很大贡献，对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今后，可采取每年检查。
过去，我院做的总结，成绩是主要的。是狗屁、胡话。我同情同学们的意见。今后在教学中一定支持同学们的要求。我完全同意能在学校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提到高教部和向社会呼吁。
这些问题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希望各班代表考虑一下。现在的教学计划，是1954年全国高等财经院校会议决定的（有关经济等的大学、各业务主管部门、计委、苏联专家等人），由这几个部门共同制定的这个计划，是由大家主观订的，完全模仿苏联教条主义。过去提倡，今天的苏联就是中国的明天。这样的计划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个问题，高教部应负责任，把苏联的教学计划当作法律一样，不准别人变更。在教材方面，也直接搬苏联的。因为高教部没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当时高教部把人大当作母鸡，由苏联专家培养一批青年教师，我们学校也有许多人大毕业教师。结果，造成一套苏联教条主义，而我们联系中国实际又不行，只是一些零碎的补充。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提出以后，高教部指示各校可以酌情修改教学计划，提出学校中国化，当时是作了一些工作，但是很不够。我们也感培养目标不明确，但不象同学感觉得那样具体。
上面解释，是不是说我们没有责任呢？不是的，问题是，我们做得还不够。特别是一些老师还拒绝结合实际、照本宣科，应该打屁股，因为他们害同学不小。教条主义就等于叫同学们做一个书箱子。象这样，只要同学们专学俄文就可以，苏联出一本书，就翻译一本好了，成为一个懒汉。如果我们对教条主义不除，毒害就更大。过去缺点，教条主义是一个因素。高教部和人大是直接睡在苏联专家肚皮上，而我们是间接睡在苏联专家的肚皮上。
这个运动所爆发的同学们与学校的矛盾救我们了，否则我们就要破产。我们还要求同学们帮助我们解决青老教师之间的团结问题。同学们提出的意见不是不爱护学校，而相反的是爱护学校。发挥教授的力量，是解决我们存在问题的办法。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定尽力做，满足同学们的要求，请大家放心。
同学之间、同学与学校之间，应该团结一起，共同向着一个目标奋斗。应合并的就合并，如工学院的工经系，农学院的农经系，要求与我们合并，信贷系短期也可以合并。
不过，一些问题不可能马上可以解决，因为我们国家还将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不是那么计划化，如教师问题、分配工作问题，不一定个个恰当。如果我们不愿意和同学们奋斗，那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愿意和同学们奋斗而不能解决问题，那是客观条件问题。
5月31日接见贸易经济系学生代表讲：
革命对于共产党不过仅仅是一个名词而已，我院的一切事情尽由党团员来决定，就是学生会也都由党团员来领导和决定，根本没有民主。
6月1日对贸易经济系贸易专业学生讲话：
“同学们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都是十分正确的，完全正确的。学校的专业问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是很多的，如此下去确实要误同学们的青春。所以，本学期结束前或者下学期开学前给同学们答复，否则我这个院长也不好和大家见面。不是社会上不需要高级贸易财经人材，而是社会上经验主义多了，理论人员少了。”
接见杨尧忠讲：
“很好，你们一开始就抓住了主要问题，目标是有一个，就是教条主义，非改不行。”
“我们还要解决社会地位问题，并不是国家不需要财经干部，主要是宗派主义，老干部这么多，编制又这么紧，当然人也用不上了。唉！我非常了解你们。”
在各班学生第二次代表会上的讲话：
“国家是缺乏各方面的高级人材，今天搞财经工作的有两路人，一路是经理、科长，很多是无理性知识的，他们靠经验和上级指示工作，很多是盲干的。将来凭真才实学分配工作。
业务部门很好的分配毕业生工作，对分配不合理要抗议。”
在505教室召开的“行动委员会筹备会”上的讲话：
“提高财经人员的社会地位是很合理的，过去高教部把财经学院放在倒数第一位，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过去我也认为大学毕业生应授予学士学位，曾向高教部提过，但他们不同意，我有什么办法呢。”
“专业问题，取消也好，合并也好，我没有意见。但是站在你们青年的立场上，要怎样提都可以，但是我是不好提的”。“这问题，学校解决不了，我同意你们派代表到北京去，我去北京不好提”。“要解决问题必须团结一致，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那是我的责任。我作了努力，问题不解决，那是客观原因。”
接见贸易经济系学生代表讲：
“你们要求撤销专业吗？光是我同意而不经过他们（指高教部和合作总社），岂不是要说我无组织无纪律吗？”首先就要找他们。
毕业生“分配不合理这是事实，确实浪费了你们的青春，尽快的把材料整理好，去质问他们，抗议他们。”
6月3日接见“专门委员会”主席杨尧忠等人讲：
①学生也叫起来了，在苏联臭的东西也搬过来了，好东西也学坏了，唉！你们又吃苦了。
②你们可以在这方面（指专业培养目标问题，社会地位问题——编者）反映同学的意见，学生会是不行的，你们谈好了。
③向各地发信发通电可以多一些也无妨。
④你们可以采集各系毕业生分配不当的例子，要典型的。可以叫毕业生回校开座谈会，让他们谈谈苦楚。
6月4日接见农经系学生代表谈话：
“你们代表在高教部提意见我是同意的，你们去好说话，我去时当然也可以带你们的意见，但我本身是一个国家干部，那就只有站在领导的立场上讲话，否则高教部就会批评我不负责，不从国家方面着想去考虑问题”。
接见学生会代表讲：
“学生会也派代表到北京去？你们能不能领导他们？他们是不是相信你们？”
“学生会派代表，我个人没有意见，派可以。你们最好到朱副院长那里去请示好了”。
“毕业分配工作不当……我对这样学习苏联就不大同意……我们学校问题很大很难办……”。
（马哲民对学生代表的要求，从来都表示完全同意。这次学生会要求派代表他却表示了不同意见）。
6月6日接见工经系学生代表讲：
“你们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教学计划不合理，是有问题……”
“现在高教部的权力下放，学校行政，系主任的职仅比以前大一些，教学计划，专业问题，学校可以解决的，可尽量解决，但培养目标要高教部确定，要对口径，学校不能确定……”。
“你们对高教部提意见，提要求，不要考虑可能不可能解决，尽管提，打破清规戒律……”。
“你们要派代表去北京，我个人是同意的，支持你们，但还要学校开会研究，才能决定，我们现在是集体领导”。
“帮助党整风是爱护党的表现，不要有什么顾虑，应该畅所欲言”。
“官僚主义是很顽固的，我也赞成你们向高教部官僚主义将一军。”
接见综合资料室代表讲：
“不要着急，院党委领导水平低，一下子转过来是不容易的，因此还要继续鸣放，要改还要经过曲折的道路，我到北京去以前还须要放起身炮”。
武汉还不是大鸣大放，王任重回武汉后还没有鼓励大家鸣放。
接见“专门问题委员会”主席杨尧忠等人讲：
“对于增派毕业班代表到北京去，我很同情毕业班的苦楚，我个人对多派几个代表到北京去没有意见”。
“关于学生会也派代表到北京去，可能是朱副院长的意见。我是决不会派学生会代表去的，我看没有必要”。
接见财信系学生代表讲：
“从五四运动以来，我和青年搞在一起，很了解你们的心情，每个系派两个代表是行政会议通过的，我答应你们的要求，即使事情做对了，会说我独断独行，做错了就更糟。我一向是遵照民主程序的”。
6月7日接见计划系学生代表谈话：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现在的中南财经学院停办，把它改为干部整训班，另外再办一个“经济大学”，只培养少数质量较高的学生。
这次各系代表到北京去，实际是成为一个中南财经学院代表团，但是院方不准称为代表团，这主要是党委会的意见。
6月9日对全院学生报告：
专业不专，这和教学任务以及学习的任务不符，大家学了不能用，学习苏联是盲目的，因此，学了不能用，教学质量非常低，培养的人材也是脱离实际的，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所以使大家感到浪费了青春，浪费了国家资财。
我们学校是到了一个严重的关头，我同意大家到高教部呼吁。
6月11日接见“惊涛社”记者唐炽和问：
问：你认为我院学生的鸣放情况怎样？
同学们的鸣、放，基本上是健康的正确的，也是有意义的。抓住了根本问题，使自己得到更好的学习，使国家能够培养更合乎规格的建设人材。也就是说，使我们的教育切合客观建设需要。也暴露了党领导教育工作存在的矛盾——重大的矛盾。同学们鸣、放的内容，对我们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不仅起到推动作用，而且也取得了很大作用。我们今后的教育，要大力提高和改进。不然，绝对不能满足青年的要求，根本就脱离了学生群众，失去了教育的根本意义。同学们的鸣，使得以前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如青老教师的团结、青年教师骄傲自满、教条主义的教学、盲目学习苏联的教育、学用不一致等等问题都需要作根本的解决。这一毛病，向来不易解决，这次非解决不可。也使得党在教育工作中的领导所发生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非根本铲除不可。所以，大学生鸣放的意义，就我们学校的观点来看，是有特殊的意义。
6月14日答“红色游击队”记者问：
问：你觉得毕业班派系代表，从现在看是否必要？
答：毕业同学要求的问题是社会地位和学用一致的问题，朱明远院长的意思是不要去，他主要是传达高教部的意见，因为其他各单位去的代表很少，而我们去的代表最多，上海财经学院就没有。此外我院已经有代表去了，他们对我们所提的是可以帮助提意见。并说每个人去北京要100—200元，这对财院是个浪费。所以我的意见还是不要去好。至于这两个问题，我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来。
问：你不同意“大鸣”之后必有“大争”，你认为在“鸣”的过程中就有“争”，但我院前一阶段只有“放”而少“争”，今后如何深入“鸣”呢？你的看法如何？
答：“鸣”的本身就是“争”，鸣和放是暴露矛盾，我们的“放”本身就是“争”，人民向党提意见就是“争”，“大鸣”本身就是“争”，以争为主，它的表现就是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争”就没有“放”的必要。“争”按辩证法来说是“否定之否定”，它能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在今后的鸣放过程中，可以讨论以下问题，如“专业不专”“学用不一致”，“教学质量不高”，“培养目标”，“对肃反问题”“党同群众的关系”，这都可以进行争论。
问：你说章乃器是落后了一些，但反对章乃器的人也不一定是进步的。关于这个问题，你是否可以补充一下？
答：章乃器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章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其实这个问题只有讲清道理；就连资本家也承认。例如，我曾和私方代表（震寰纱厂）谈过，我说你们有两面性，因为你们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有新的影响也有旧的残余。所以说你们有两面性，他听起来很容易理解，结果也同意了我的看法。资产阶级，我看就两面性的问题，在我的思想当中，我认为很多人都是有的。真正是单纯一面性的人全国不是很多。但教条主义弄不清这点，他们采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就章乃器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后一直朝着进步方面走，不过也进步的很不够、资产阶级思想较浓厚，马列主义搞不清，今天的言论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所以说他是落后了一些；不过这些人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今天主要是帮助党整风，主要是除“三害”，不是整民主人士。
卢郁文的发言是不合辩证法的，拆墙是双方面的看法是不合乎矛盾论的，他否认了矛盾的主导方面。目前在“鸣”“放”过程中有两种人，一种是机会主义，例如储安平；另一种人是用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例如吴大琨和卢郁文谈的一些理论，象这种种教条主义的“争”，我是不愿意“争”的，因为没有什么意思。
问：你认为本届毕业班同学分配时要不要改行？
答：如果存在学用不一致的话，是可以改行的。事实上，目前我们的培养计划已经打破了，并不是什么计划分配的问题。
问：如果毕业同学自己提出改行的话，学校方面是否允许他们改行？
答：所以今天问题不是怕同学们改行，而是怕同学们不愿改行，如同学提出，学校是同意的。
问：北京代表问题，我们认为现在是没有什么作的了，是否学校可以派他们回来？
答：当然他们如没有解决问题是无法向同学们交代的，怎么回来呢？
另：很多人有两面派，真正没有的在全国是很少，没有几个人，共产党也有两面性。
（见7月21日“湖北日报”）
来源：《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
他对光明日报记者说：高等学校，“因为有了党委制，才产生了许多问题”。(见6月2日光明日报)
对党和群众关系的看法：马哲民说，要老党员“对广大人民热爱，这对他们很不习惯。当然，过去他们也是团结人民的，团结、热爱人民本来是党的目的，但是那时候主要是打击、消灭敌人，因此团结人民发动人民群众只是为了打击敌人，目的变成了手段，本未倒置了。现在要他热爱人民反而不习惯了。”他又说“党内思想有二种情况，老同志多是经验主义，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新党员则是教条主义，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主观主义．因此，党内马列主义水平很差，对革命形势的分析，政策实质的掌握很不够，上级不指示就不能工作。”他又说，“在人事安排上，党偏重德，而且把党外的都看成无德。”他还说：“现在大专学校中，青年学生，工友和党的矛盾看已经超过了高级知识分子和党的矛盾，成了学校里党群关系最主要的最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很难解决”。(在市委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
对高等学校中党委制的看法：马哲民说：“大专学校的领导要发挥集体的作用，现在学校里有五条线，即党、政、工、团、民主党派，实际上只有一条线，即党的领导，其他四条线没发挥作用”。(见6月5日长江日报)
对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反党言论的看法：马哲民认为章乃器是落后了一些，但反对章乃器的人也不一定是进步的。
马哲民认为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社论”发表得不适时，还有教条主义残余”。(在市委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见6月12日长江日报)
艾玮生曾说“党和民主党派是帮助指导地位，民主党派是被帮助被指导的，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因此，他说“在做法上应成立知识分子党，将民盟、民进、农工，九三等几个民主党派合并”。而马哲民在6月3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合并是很好的”。艾玮生说，他在作上述发言之前，马哲民曾三次鼓励他。
据周杰在民盟省委扩大常委会议上揭露，马哲民有一次说，党员就是政治，党员就是德，好像老话说的，党员之德是封建社会的无才便是德。
据章导在民盟省委扩大常委会议上揭露，马哲民在几次座谈会上都说高等学校的人事处是“鬼门关”、“阎王殿”。
在民盟省委扩大常委会会议上，马哲民表示了他对章伯钧、储安平、陈新桂等人反社会主义言论的看法，他说：“我还不能就说他们这是立场问题，我还不能就下这个结论。我看他们在观点上是错误的”。他估计这些人“充其量不过是想搞资产阶级民主”。他又说我们是同盟，不同思想是可以存在的。(见6月16日长江日报)
据王绍欣在民盟省委扩大会议上揭发，马哲民在谈话中流露：除了毛主席以外什么人都瞧不起，总认为党员水平低，不能领导。
在民盟中南财经学院支部大会上，许多人揭露马哲民对共产党的看法。马哲民有次对王祥麟谈起党员的作风时说：“他们是法西斯作风”。他对谢伯龄说：“共产党员是木人，没有头脑”。郑心一说，马哲民听到个别工人，农民对党有意见，就说连工人，农民对党都不满，共产党的地位很危险。马哲民还说，今天共产党员很骄傲，要我入党，我也得考虑。马哲民还曾对王祥麟和谢伯龄说，过去有的共产党员退党，责任不在党员，同时也不是偶然的，与党的一团糟有关。民盟盟员冯家连揭露马哲民在解放初期曾对他说“蒋介石不好好搞，不争气”。
对统战线工作的看法：贺良骐在民盟武汉市委常委座谈会上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马哲民说过去统战工作做死了，现在才“起死回生”。
在盟中南财经学院支部大会上，王祥麟说，马哲民一次在该校学委会上说，在学校、工厂要取消党委制。马哲民有一次对方续说，学校党委制马上要取消了，老干部要退出学校。
在民盟武汉市委常委座谈会上，贺良骐说，在党中央发布整风指示后，马哲民不顾党委的指示和安排，强调普遍开展整风。一些不在第一批开展整风的单位，盟组织也按照他指示的精神去召开盟群座谈会，造成混乱。如汉阳一个中学，本不在第一批开展整风，盟组织却避开了党委召开盟群座谈会，发动群众整风。(见6月20日长江日报)
来源：《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7年8月）。
要老党员对广大人民热爱，这对他们很不习惯。当然，过去他们也是团结人民的，团结、热爱人民本来是党的目的，但是那时候主要是打
党内思想有二种情况，老同志多是经验主义，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新党员则是教条主义，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主观主
“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俨然是‘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徒说：‘我代表上帝’了。
党员就是政治，党员就是德，好象老话说的，党员之德是封建社会的无才便是德。
共产党员是木头人，没有脑筋。连工人、农民对党都不满，共产党的地位很危险。今天共产党员很骄傲，要我入党，我也得考虑。过去有
高等学校因为有了党委制，才产生了许多问题。在学校、工厂要取消党委制，老干部要退出学校。（摘自６月２１日长江日报）
来源：195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