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知识分子很愿意学好马列主义，但总觉得过去的方式不合适，我在学习方面可以说是不勤恳的，教条背得很少，同时也很讨厌背教条，文章里面也很少引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曾有人说我写的东西不够马列主义，但是有一位卧病的老党员同志看了我新写的一本七十万字的书，倒觉得实事求是，并不违反马列主义的精神。我觉得这位老同志倒可以算得是我生平的一位知己。
解放后几年来，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各方面都有所提高。就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从内心里面树立了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对于社会主义也具有了真正的热情。过去我并没有参加过革大学习，也没有参加过土改，我本人的学习收获主要是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读过几本马列主义著作；2．每日阅读报纸；3．注意国内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变革；4．参加政治运动；5．看戏剧和电影收益也不少。至于参加集体的理论学习，这不仅是收获最小的一种方式，而且还引起了一些不快之感。这是因为：1．学习经常中断。计划固然订得很多，很具体，但却从未实现过一次，单就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来说，就不知反复地学了多少遍；2．对于集体阅读方式，知识分子实在不习惯，同时也没有必要；3．讲课枯燥无味；4．讲课内容与本身业务关系太少；5．负责领导学习的党员同志，对我们进行帮助的方式也很不适合。我们这么大的科学院没有一个礼堂，每次上课总得东奔西跑，课堂里既没有好扩音器，座位也不够。我是骑自行车的人，往来听课实在是疲于奔命。意见虽也提了不少，可就是不解决，因此，平常听课我就不大愿意去。
对于听大报告我也很有意见。首先，我要求最好明文规定每次大报告绝对不得超过两小时。例如，最近我们听的关于波匈事件的时事报告，报告时间竟长达五小时，几天以后有人回来做传达，结果只用了一个半小时也同样把这个报告一句不漏地传达完了。可见，事实上有些报告完全不需要超过两小时。乔木同志最近在西苑做了一次报告，时间也是拖得很长（四、五个小时），而且前一半全是报纸上说过的话，再加上路远车挤，有些年老的人，如金毓黻先生，听完报告竟害了一场大病。最近，听说有一个机关传达康生同志的报告，用了两个下午也还没有传达完，像这种传达方法实在要不得。我觉得除了毛主席的报告再长些也愿意听以外，大概很少有人是有兴趣听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大报告的。毛主席的大报告是用对朋友谈天的方式讲的，和朋友谈几小时是不会感到疲倦的，可惜这种报告并不多见。我自己在西安作报告时就事先声明只讲一个半小时，讲的时间短，结果就很少有人走掉。
其次，我建议在每次报告之前最好把讲稿印发出来。我们是读书人，不习惯于听报告，也不大会记笔记，听一次报告远不如读读讲稿来得好。
此外，我还认为有几种人是不宜于对高级知识分子做报告的：一种是年纪太轻的人；一种是说话不清楚的人；再一种是死啃教条的人。如今有许多人只是到人民大学学了一年半载就来讲课，实在不合适。譬如马列主义哲学，这本来是一门很高深的课程，但讲课的人却很缺乏这一方面应有的文化与科学知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问都是很渊博的，科学、文学以至于乐音方面的造诣都很深。毛主席的学识也很广博，连读“三国演义”、“水浒’，也比旁人读得好，读得深刻。因此他讲出来的东西都很丰富、很生动。青年人则缺乏这方面的东西，他们对于中国古代史、自然科学史和思想史等方面的知识都很欠缺，自然科学常识和逻辑学的修养也很不够，对于外国的东西懂得也很少，因此，讲课时除了举些书本上的例子外就再也拿不出任何东西来。
最近，有些党员同志还有急于要当专家的想法。在“文艺报”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党员同志对何其芳同志提出意见，我很赞同。人家吴组缃先生对“儒林外史”是研究过几十年的，在前年纪念吴敬梓时，却舍他的文章不用；何其芳同志是搞现代和西洋文学的，他只是研究了几个月的“儒林外史”，就要为这本书写出带有结论性的文章来，这一点我也不以为然。
关于理论学习，可以有两种组织方式，究竟是由群众自己组织，党来帮助呢？还是由党来包办，只是口头上号召群众“自愿”参加呢？我觉得对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学习应该是自己的事，不需要由别人来包办，也不应该把所谓“自愿”仅仅限制在口头上。有些人看来是专门组织别人去学习的专业干部，每次请人作报告时他也跟着上台，会前会后说上几句，中间宣布休息，然后就坐下来在一旁喝茶抽烟。这种做法是否需要呢？他们是否深入了解学员的情况呢？我觉得5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七版登载的田夫同志写的“科学研究机关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这篇文章，就写得很有些八股气。在“指导科学研究人员学习马列主义”一段中，一开头就是：“组织与指导科学研究人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是科学机关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接着就是启发他们怎样怎样，组织他们怎样怎样。我以为党组织和知识分子应该是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大家共同学习。写这篇文章的人恐怕就没有参加过我们的学习，在文章里面用这样的口吻说话也很不合时宜。我估计这篇文章写的时间较早，大概是这次“鸣”“放”之前就写出来了的缘故。
总起来说，我以为过去的学习成绩不大，其根源就在于官僚主义的布置，行政命令的办法和教条主义的内容。解放八年来，我们知识分子在现实的教育中已经看到马列主义的伟大，是愿意接受马列主义科学真理的。当然，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可以有不同的经验。我是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很希望能把马列主义与业务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学习。我们不需要教条，而需要在“百家争鸣”的号召下学会运用独立思考的方法去发展马列主义，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能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我建议今后应该取消那些生硬的规定，创造条件，让学习者能够真正自觉地进行学习。
最后一点希望：我平日很少读“学习”，这当然不好，但也希望“学习”杂志考虑一下怎样才能把刊物办得更能吸引人，使他们都能自发地去订阅“学习”。
当杨人楩发言说：“关于听大报告，我以为就我们现有的科学条件来说，是完全可以用录音按地区分别播送的，为什么一定要跑很远的路，集中起来听传达呢？像这些小事情往往也很难得到解决。（这里陈梦家先生插了一句：‘这不应该看做是什么小事情，而是人重要还是钢丝重要的问题。”）’
在杨式德的发言中，陈梦家两次插进发言他说：“自学一定要搞成集体的自学，是不大合适的。学习为什么一定要由朋友来保证呢？这样做法我觉得未免太幼稚。一个人自学也能学好。”
“陈梦家先生又说：如果大家都按规定的时间坐下来谈，不但谈不出什么，反而会把学习的情绪冲淡了。我觉得应该自由结合。”
座谈最后，陈梦家说：“我还要申明一点，以免误会。刚才许多发言，大多数我都同意，但是我以为不必说客气话，不必委婉曲折，这样对事情没有好处，应该是爽快地讲。我希望下次开会不要先讲益处再讲缺点，我得的益处最大，我就不讲。但是刚才听到有些同志一讲，我就觉得我似乎说错了，我想还是应该打破这些顾虑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