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两点：一，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感想；二，对报纸工作的印象。
先谈心情：自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心情犹如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三月不知肉味”。结合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上受到的教条主义束缚，和思想工作的呆滞，产生这种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在文学工作上，不在其中，很难体会到甘苦。如在创作批评上，不仅看到离开具体的艺术分析的文章，且有给作者在政治上栽赃的文章。—篇文章出现了，批评家写文章，先叙述下故事梗概，继而说：难道我们新社会会有这种现象？之后，就说你诬蔑了什么什么，等等。
有人说，教条主义批判够了，我看还差得远。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半年多来是处在乍暖乍寒的气候中，不时还吹来一些冷风。陈其通、陈沂吹的就是冷风。文章虽是少数几篇，但代表了很大一批领导人的思想。陈沂同志甚至还搬出了“宪法”来吓唬人。其实揭穿了，也平常得很，他们只不过是想压住教条主义的阵脚而已。
领导同志应时常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你到底通不？”这个问题来反问自己。
河南如何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要应从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思想上解决问题。杨书记在宣教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个问题：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你到底通不通？问的很尖锐。领导同志应时常拿这个问题反问自己一下，看你对这个方针有没有感情。我接触的不广，掘自己感觉到的，不少人是尚处在“口头上放，心里怕”的状态中。
举几个例子。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应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放—放，鸣一鸣。这是应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说这种话的动机，很难不使人想到另外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鸣的机会有的是，相反的，是其他东西鸣的机会太少了。实际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决不会被压倒的。当前的问题，倒是应当支持各种艺术流派都来鸣鸣。
说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都是毒草，是对文学的无知，是宗派主义。
另有人说，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都是毒草。这倒简单。这怎能不使人望而却步？这是对文学的无知，是宗派主义。鲁迅早期的作品，茅盾、巴金早期的作品都还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能说都是毒草？我认为即使今天写出“家、春、秋”也不是毒草，仍是香花。
把跋扈作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都说成是对的，便是堵人家的嘴。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翻出一些往事，这是很自然的。我听到有一种论调：过去都是对的，过去是过去了，过去有特殊情况。但能否把过去很明显的跋扈作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都说是对的？贯彻这一方针，必须破一些东西。不破不立。在估量过去工作时不要把教条主义也说成是正确的。如此，便是堵人家的嘴。这种论调虽不代表省委，但却是出自相当负责同志之口。
放鸣的问题当然还很复杂，如在文艺工作者也还有顾虑等等，但如领导问题解决了，其余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领导上只看见少数人。有的是撑死了，有的饿死了。
对为今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希望：整风中，我认为要好好解决下文艺工作中的宗派主义。
河南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是否发挥出来了？没有，领导上只看见少数人，有的是撑死了，有的饿死了。他们各人的所长，领导同志是否知道？我看不知道。有很多积极力量被压抑着。河南不只就那几个人，要全面地发挥大家的潜力。领导上心中无数，你怎能更好地进行战斗部署？
现在文艺工作者还不是各得其所。大家怀疑是否把我们都培养成万金油。
有些单位，党群关系不好，如在省主要的文艺、文化领导部门，就是这样。我常听有人在这方面发牢骚。党在发掘潜力时，也应适当给解决一些工作条件。现在文艺工作者还不是各得到其所。想创作的不是被放在创作岗位上，想搞研究的不是被放在研究工作岗位上。大家怀疑是否把我们都培养成“万金油”？
报纸对阴暗面打击不够。
作为一个读者，感到不满足。特别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贯彻以来，不够活跃。从版面上嗅到的和我感到的主要是保守思想。我们在各种工作上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有阴暗面。报纸对这些东西打击不够。我联想到报纸为人民请命的问题。河南日报是党报，但在进行工作时，是否可以有点相对的独立性？在宣教工作会议上，我听到一些干部违法乱纪材料，实在感到痛心，如把农民拿来打夯，大肠头都顿出来。报纸看见这些应当表示什么态度?我觉得应当为人民请命。
住房、穿衣服、吃药、用桌凳……都分等级。这是从封建等级社会接受下来的最坏的东西。
这几年等级门阀空气浓厚。住房有专级院，县级楼。发衣服、那几年专级县级都不一样。前天我听到一件事，在流行性感冒流行时，有部门发药只发到县级（后来纠正了），难道一般干部都不害病？用桌凳也分级别，文化活动场合也留首长席。过去进专级院得什么级干部或拿通行证，不然会被挡驾，这怎能不造成干部的地位观念？甚至有的一般干部见首长说话就发抖。我认为这是从封建等级社会中接受下来的最坏的东西。我可不是平均主义——不加这句注解可危险，现在说话难（大家笑了，会场活跃起来）。像这种坏习气过去报纸评论的也太少。报纸过多地注意了各种工作任务的报道，有点像“省委公报”，而对社会生活评论太少了。
是否把厅长一级的汽车给取消了。
我想是否把厅长一级的汽车取消了。毛主席说，我们有些地方不如国民党——只是有些。据我所知，国民党在开封时，他们的厅长们很少有小汽车坐的。我们是拿外汇弄来的汽油，我们的公园、戏院门口应少见些汽车。首长们和群众一起住在街道上，到菜场买买菜很必要。
我们需要仁人志士。
毛主席说我们需要仁人志士。齐国，崔杼弑齐君庄公后，命太史伯以疟疾书庄公之死，太史伯不从，书于简曰：“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杼怒杀之。太史有弟三人：仲、叔、季。仲复书如前，杼又杀之；叔亦如之，杼复杀之；季又书……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实在可嘉。当然他们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也不要看得太绝对。我觉得我们的记者，对现实生活应持忠正不阿的态度。但这决不是叫知识分子孤芳自赏，对领导采取对抗态度。
报社删稿应注意。南丁写的那篇文章（见本报5月9日三版），批评省委的地方被删了。作者和听到这种现象的同志都不满。作者批评的不对，你可加按语，不然就要使人感到省委是不敢批评的了。
（《河南日报》1957．5．18）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