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已经在北京师大开始了。为了搞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认为不论是党与非党都应当整风。党能以身作则，先自整风，这是英明而勇敢的措施，凡有血气，谁不闻风而起，“中心悦而诚服”？我是一个多年受了党的教育的知识分子，由于“放”和“鸣”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的鼓励，我愿在肯定党在高师教育方面已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前提之下，来提出一些要改进的缺点。
以北京师大为例，党的领导方面，始终没有正确贯彻列宁关于提高教师水平和地位的伟大遗教。这个遗教的实质，在于把高师教育作为人民教育事业中的“重工业”来看待。意味着不应在地位上低于综合大学或工科大学。而他们机械地教条地应用了文化高潮是随着经济高潮来到的规律，没有看到高师教育这一矛盾的特殊性。我不同意地质学院钢铁学院等的基本建设可以咄嗟立办而师大则拖延七八年，弄得七零八落。天天叫我们联系实际，却把附中附小送交别人。这就等于说农业大学没有农场，清华大学没有实验馆一样。我不理解，什么石油大楼、煤业大厦是不是为了直接生产所必需，这些财力是否可以分出一点来建立师大所迫切需要的图书馆、附中、附小等等。师大的党领导方面在这方面做了应声虫，没有从内部向国务院、二办、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财政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
师大在名义上是全国五十几所兄弟师范院校所仰望的，但实际上则外强中干（当然有例外）。例如在经验交流会议中曾令人有些失望。这是由于一开始只重视苏联专家，躺在苏联专家的怀里，没有重视发挥中国专家的潜力，也从来没有一种灵活的访问制度，在不拆他人的墙的情况下使北京师大成为教育科学的一种“稷下”。在一个长时期里，党和中国专家中有一道铜墙铁壁，互不了解。党群关系中最弱的一环是党员、团员、青年教师和老教授或所谓旧知识分子中间的关系。在院系调整中没有远大眼光，把不少博学之士，或有志青壮年硬逼走了。当然有的人因为某种原因而掉队的没有注意使之归队。（华东在这一方面则是好的，例如他们在心理学方面留有五虎大将）。说到宗派主义的表现，以教育系为例，在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以前，老教授们曾有“五服”之感。也就是说在王畿（中共党委）之外，还有侯，甸，绥，要，荒五服（五个区划），而老教授们则处在荒服。至于所谓“要”服则指民主党派人士，当时我们把民主党派也错误地当了我们和党中间的一道墙。年青教师和助教们至今和老教授们还是貌合神离，教而不助的（也有例外）。例如有一位青年教师（团员），在儿童时代曾至少受到了某老教授的一些照拂，可是到师大后竟“六亲不认”。现在听说她入了党（要转正），我才理解她为什么碰着了我，不加理睬了。我们对助教的分配和提升以及留学等等一切都不能过问，当然他们只有把我们当希腊时代的“教仆”看待了。我认为向科学进军不能只带一些子弟兵，还要多有一些识途的老马。师大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很小气和短视的。党对国内著名学者尤其是对师大学术空气的展开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和人才，没有足够的礼貌。人事处对新聘来的老教授，在待遇和名义上有严重的歧视，使得积学之士望而生畏。师大也严重地缺乏中坚力量，即是最近将来的接班人。青黄不接是高师教育师资的一个严重问题。
师大党委的民主作风不够，集中多于民主。特别表现在教授们的下情不能上达。教授们不能参加学校政策方针的决定，他们表示被隔在四层楼板之下（指党委会，校务会议，系行政会议，教研组核心组会议）。他们都有工作不愉快之感。因此在高师系统中也要求迅速地实现在党委会领导之下的教授治校制度。
师大党员同志们对师大学术空气不浓厚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领导同志们未能抓住发展教育科学这一中心环节，他们把“专与红”对立起来了。最突出的一点，是忽视教育科学的特殊性，领导同志们在口头上强调了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的区别性，但在内心里则徘徊着毫无主意。不论是北京师大或华东师大也好，一见大门，你会感觉得这好象是数理大学。究竟数理在师范大学是为着什么而存在的？教育楼的简陋和隘小甚至地基不稳，象征着领导对教育科学的看法。但人是教育的对象，人是物质运动的一切形式的具体的统一体，是由人脑反映活动所累积的整个人类历史物质经验的具体统一体，也是一定的人的机体及其一定的具体生活条件的具体的统一体。因此教育科学就必须以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为基础，但不可停止在基础上，还必须发展对人——尤其是对正在成长中的年青一代进行教育这一进程的特殊规律性的科学。党领导高师教育时没有明确认识这一点，以至多年来阻碍了教育科学的发展。师大学报编辑负责人也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最初有严重的主观主义，没有发挥广大教师群众的积极作用，只由少数人在那里“运筹帷幄”，请兵调将，却未认清敌人是谁。他们犯过“一棍子打死”的辛辛苦苦的主观主义（最近已有好转）。例如把外语的“直接教学法”这一鸡刀当着牛刀来小题大做，硬说它是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师大有些同志在党的鼓舞之下顽强地不虚心地拒绝资本主义国家科学与技术的任何有用的东西。可是最近几天来在骂了食利者的美学之后，也请了朱光潜教授来争鸣一下，这确是一个好的转机。
师大似乎过度地搬运了一般的党和行政的领导和检查制度，过度地陷入了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忽视了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特点。冗长的共同的大报告似乎太多一点。党、行政、工会和团以及民主党派活动，似太重床叠架没有个统一中心——集中为教学与科学研究服务。教师们的时间被割裂得零零碎碎，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以保证对任何工作有深入的考虑——一句话，不能“宁静致远”。
党员同志们过度地谨慎了，什么东西都借口不成熟，不愿意往外拿，从而吸取别人的改进意见。各兄弟师范院校对此点怨声载道。对校内的论文或其他译作，长期积压不许出版，也不许登载在“教育研究”上。朱启贤教授的一篇关于宪法与教育的论文遭退回，十几个老教授们辛辛苦苦所摘录或摘译的杜威著作被置之高阁，是两个典型例子。丘椿教授等人的论文也长期被摈于科学讨论会之外。这样曾打击了许多人的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我们尤其不愉快的是领导方面压制教育科学学报的独立出版这一件事实。我们眼看着各兄弟院校的教育科学著作似乎有如雨后春笋，而师大则经常落在教育现实要求之后，仔细分析原因，最后还是在师大党的领导方面。不过师大党及行政方面所处的某些客观条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要求我们揭露支配着教育的行政机关的那些中央政府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可惜由于保密关系，我们是不能掌握这些事实的！
来源：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