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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3年整党后，被糊里糊涂停止了党籍，才到四川文联来的。……②
到文联后，这里的人，除李友欣因在川南工作时，相处较久，对我比较了解外，其余的人，都是陌生的。他们以“有历史问题的人”、“出党的坏分子”看待我，采取一种极其可怕的冷淡与歧视的态度。我一直忍受着，心想，总有个水落石出皂白分明的一天。但因为我心里积压着这么多的悲愤和不平，又加之我生性耿介，不会阿附，甚至非常憎恶那些以谄谀逢迎取媚于上的人，所以，和个别的小领导，有些抵牾。特别是这里的一个创作辅导部长（支部书记），是一个宗派主义分子，他企图把文联造成他的家天下，我常常与他有抵触。而他自从有一部作品被否定了以后（是一部反映富农阶级情绪，把统购统销描写成漆黑一团的作品），就特别仇视我，经常在各方面给我以有形无形的中伤和打击。肃反运动中，他又利用职权，以所谓莫须有的胡风问题，企图对我进行政治陷害，使我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被停止工作，并不准发表作品，虽没有拿到大的斗争会上去斗，也没有拘押或禁闭，但在机关内部，则几乎把我逼死。后来，赖有党中央的政策，以及这里党组织的老同志们掌握，问题弄清楚了，我恢复了工作，并开始发表作品。而他又从各方面牵掣，在工作上给我造成困难。去年冬，这里筹办《星星》诗刊，确定我当执行编辑。我非常兴奋，满想以全付精力把这个刊物办好。孰料刚出了第一期，就又遇到了当头一棒：由于他的刁唆和歪曲的汇报，把刊物第一期上的《吻》和《草木篇》，说成是反党的作品。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写了一篇极其粗暴的批评文章。当时，风闻这篇文章是他写的，我也没有弄清楚，便写了反批评。同时，那篇文章在报上发表以后，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反批评的文章雪片般飞到四川日报的编辑部来，他即又进行刁唆煽动，说我组织反批评文章，进行反党活动。随即蒙蔽领导，驱使他的爪牙，到处去搜索我“反党活动”的材料，企图进行又一次的政治陷害。无如到处搜索，并无材料可搜，仅仅因为我和山莓来往较密切，便叫山莓的爱人，把我平日偶尔说过的一些牢骚话，搜集起来，写成一篇检举材料，如此，便罗织成一个“反党”的罪名，企图加到我的头上。在机关内部，开了两天会，要我检查“反党”思想。我这一回，实在伤心透了，我在会上，痛骂了这种卑鄙的陷害行为，揭露了他和他的爪牙进行宗派活动及对我施行无理迫害的事实，我没有作任何检讨。这里的主任（党组书记），本是一位很好的老同志，这次会是受了他的蒙蔽，又为了维护省委宣传部那位副部长的威信，才仓仓促促开起来的。会上，除了他那宗派活动拉拢的几个爪牙在疯狂地叫嚣外，群众默默无声，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也有个别头脑清醒的党员为我略作申辩，说我并没有反动思想的。我实在没有错，当然无从检讨起。这会开下来，没法收场，便又宣布给我停职。我曾经申明：对于这样的迫害行为，我将向党中央进行控诉。
现在，我停职又差不多停了一个月了。听到从北京来的消息，说3月12日，毛主席在党中央宣传部的会议上，说话时，也谈到了《草木篇》，毛主席并没有说它是反党的作品（那作品有小资产阶级的孤傲情绪，是确实的），并且，对这里的粗暴批评一棍子打死的作法，也并未赞同。这个发言，大概已在这里传达过了，故这里嚣张一时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凶焰，已大为收敛。我现在没有管编辑部的事，就每天在写作和读书。这里组织上的意思，是要我从此即不管别的事，专门给我找两间房子，给我一些书，作理论研究工作。但我觉得。再在这儿呆下去，必然还要受到第三次第四次的陷害，故极力请求脱离这儿，另找工作。
毛主席的指示，这里还在秘而不宣之中，是非未明，但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我就不相信谁真有一手遮天的本领，必要时，我还要给他们闹开。
不过，我总是这样想，即或闹到党中央，即或是非完全弄清楚了，这个环境，也还是极端不利于我的。我现在，并没有任何别的要求，只要求一个没有人事倾轧，能让我安心工作的环境，使我能继续贡献我的力量于革命。所以，我想回南京来。回南京来，如果能在南京文联或作协分会得到一些短期贷款的帮助，我专业写作，是毫无问题的。如果你认为在这方面可给我设法，盼来一封信；如果你因不了解情况，怕麻烦，怕拖累，也就算了。下半年内，我一定离开这儿，哪怕讨口流浪，也不再呆在这是非窝里了。我从前参加革命，并没有想在解放后得什么高官厚禄，也不是为吃饭来找共产党的。我以最大的忠诚，把自己的全生命交给党，到现在将近十年，而还落得这样的结局；我虽然感到不平，但还没有完全灰心绝望，有生之日，总还是要把力量贡献于革命的。如果你真的已感到此人之不可信，如果你也认为对我已经隔膜得很深了，那么，这封信，就算是我们的绝交书。今后，你也不必担心，我虽然被无理地夺去了共产党员的称号，但别人总还无法夺去我共产主义的良心，天涯海角，我们纵然不相闻问，也总还是在致力于共同的事业。
再见！
哲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