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月十日的人民日报上读了杨人楩先生写的“要重视世界史这门科学”一文，觉得道出了一些我们世界史工作者的苦闷，也提出了一些如何参加争鸣的办法。
解放后，我国世界史的研究摆脱了半殖民地的性质，扩大了研究者的队伍，但，资料不够，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研究工作。
资料不够，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历史的原因可以从着手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求得解决，“如扩大队伍，编译专书和史料、购置及整理资料，编篡工具书，摸先进水平的底等等。”(杨先生语)人为的原因是有许多，应该给我们看的资料却不给我们看。例如我是教世界现代史的，连“参考材料”都看不到。一年前，我要到图书馆去借阅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遭到了很客气的阻难——我从书库的没整编的日文书籍中找到一部日文的《我的奋斗》，我要把它调到世界史教研组来，一位负责的同志说，有中文的，不必调那日文的。而图书馆就根本没找到那部中文的。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历史系收到了几本中国外交学会编的国际问题资料，一直在系办公室的一个玻璃厨里锁了一年多才给我们。其间，我每次在系办公室开会听到开展科学研究的口号，再看看锁在厨里的这一类的书，便感到这是莫大的嘲弄。研究历史首先要全面占有材料。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肃反以后这样提法大概没有错误。既然叫我们讲这门课程，又不愿给我们必要的资料作参考，光叫我们白纸黑字写下十二年规划，强调十二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无异是“又要马儿跑的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办的到！
这就难怪我们鸣不起来。
我们的研究成绩不能迅速提高，除去上述原因以外，还有如下关系。
解放后，由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也给我们很多不良影响。几年以来，我们对许多世界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写了若干论著，可是，真正有分量的论著不多，一般化的文章和“概念游戏”之类的“论文”却不少。不光世界史这个样子，别的学科也有类似缺点。开口马列主义，闭口发展规律，往往中满足于为马列主义作注疏，而不能刻苦钻研去创造性地宣传马列主义，好比把别人创造的钻宝拾满了书包，只会用浆糊粘钻宝，自己却连泥塑也办不到。结果，讲起课来一派八股调，写起文章来像旧式公文加新式标点，引号套引号，引文排大队，论者尽管振振有词，读者不免昏昏欲睡，至于对人民，用处是不太大的。
也许因为我们自己不争气，一时还写不出像样的论文来，所以领导上和社会上对我们重视也不够。如不久前我应科普协会和文化宫之约，到工人剧场去作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告(去年我在那里作过两次埃及苏伊士运河的报告，所以认识)，该处一位负责同志说，前些日子曾向山大约人讲艾森豪威尔主义，教研科一位同志把他介绍到×课教研组，结果该组的同志因业务不能密切配合，拒绝了。听了这件事以后，很纳闷……这是世界史份内的事，难道教研科这位同志不知道学校有个世界史教务组吗？外边来请我们作报告，教研科可以不批准；既然同意，除非本校有专门研究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可以让他去，否则就不应该不通知世界史教研组。类似的情况还很多，由于上述各种原因，不能不影响世界史教师的积极性。
有人所以消沉，实在是（××)一种苦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前，经常得口是心非，讲些自己心里并不相信的东西。既苦于作口是心非、二重人格的人，又怕稍一不慎就被人扣上一大堆帽子。有些批评有时也是言非本心的。……一些“积极分子”，他们往往以卫道者自居的激情，代替了革命的理智。他们往往片面地领会了革命以及鲁迅先生的打落水狗的精神，用来对待人民内部。你随便讲什么，他都可能(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你的小辫。现在好了，春风拂煦，只是在山大仍有乍暖还寒的感觉。许多人还不敢立刻放弃明哲保身的办法，唯恐祸从口出，更不愿写文章，要开展争鸣，还有待领导坚持“放”和大家互相(此处几字辨认不出)。
为了使有顾虑的世界史工作者解除顾虑，使还不能鸣的世界史工作者学着鸣，使能鸣者鸣得更好。我们要努力，也希望领导上帮助我们解除顾虑克服困难。
1957年5月18日《新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