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文华当时为南阳专区泌阳县饶良区黄庄高级社籍人士、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干部、共产党员，，因此信被打成右派分子。]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我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老家住在河南泌阳县饶良区黄庄建设农业社淡庄包产队。因出差路经河南，顺便请假回去看看我的父母亲。这次回家我看到、听到了一些情况出乎意料，使我心情很难平静。我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积极拥护者，有感情有理智的人，决不能对这种情况置若罔闻，要替那里的人民鸣不平，对河南省委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控诉。
5月7日我由驻马店下火车，8日早晨赶往汽车站购买到泌阳的车票。在通往驻马店汽车站的路上，我碰见了几起衣服破烂，面黄肌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人群，起初我以为是犯人，但仔细看却又不像，因为他们每人手里差不多都拿有1个小挎篮或者是碗、棍，而且又有那么多的小孩和妇女。他们是乞丐吗?但我又不敢相信。因为急着赶路来不及细问，所以我只好带着这个疑问走了。汽车离开驻马店县城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我坐在车上用力地思索着，希望能够找到这个疑问的答案，但还是没有考虑出一点结果来，一连串的疑问又发生了：公路两旁的洋槐树和榆树几乎全都没有叶了，甚至也没有树枝；路上大车小车的牛皮一车接着一车：所看到的牛车几乎全是人拉的，田地里耕地的双铧犁都是人拉的：所碰到的人(除了干部模样和明显是公职人员)外，其他人几乎都是面黄肌瘦，愁眉苦脸的。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是灾害给人们带来了饥饿吗?不!过去再大的年成也不过如此，现在是解放了的农民又有政府的关怀，决不会再有像以前那样的事情的。那么到底为什么呢？在两百多公里的旅途中这些问题经常盘旋在我的脑子里，又不时出现在我的眼前。由于我的家不在公路旁，当天没有赶到家乡。晚饭是在泌阳县城里吃的，当我一进饭店说我想吃两个馒头时，服务员同志马上就讲了规定：同志，馒头一人只能吃一个，糊辣汤可以随便喝。于是又给我增加了一个疑问。
5月9日总算到了家中，一切的疑问也都跟着解决了。村上的人们一听说离家多年的我回来了，左邻右舍的叔伯、兄弟、姐妹们马上把我的如同乞丐的家挤得满满的。他们进了屋来不说别的，首先就问：“文华，看看俺们的日子过的怎么样?”接着便开始诉说他们的苦处了。他们讲“孩子，你们在外边好啊，看我们都快要饿死了，现在看着还都有口气，反正早晚也是得饿死的。”我所看到的是村不像村，人不像人，牲畜不像牲畜，过去多么美丽的村庄现在却如此的颓败。大树全放完了，房子破烂不堪，人们个个都是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牲畜瘦得更加可怜，简直是“弱不禁风”。乡亲们讲，现在可真的不分贫富了，家家都是一个样：没吃的、没烧的、没穿的、没花的。入春以来99％户的食料都是红薯干、野菜、树叶、菜根等，人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东西也拿来充饥了。不少的农户经常是吃了这顿还不知道下顿在哪里，有的几乎是几个月不见一粒粮食。能够走动没有累赘的人都跑出去要饭去了，实在走不了的只好在家挨饿。我村贫农王群成六七口人春上几个月中几乎没有尝过粮食，雇农张小八、刘中均等多人都外出逃荒要饭去了。
据村上的群众讲，泌阳县城不远处的关庄区所属的不少村的人三分之二都出去要饭去了。我一个7 O多岁的舅爷他辛勤劳动了一生，现在也不知道跑到那里要饭去了。各村的牲口死亡的情况更加惊人，普遍是自去年到现在死亡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左右，严重的几乎死光。我村东北角马砦村合大社后，33头牲畜到现在死的只剩下四五头了。我村还是好的，今春也死去了13头(占三分之一)。这些牲口死亡的原因都是因为没料缺草饿死的。过去一头牛每天最低要吃5斤碎料，现在一天吃不到1斤。最令群众可恨的是当地粮店不仅不给粮票，不卖红薯干，而且还不让群众到外地购买，他们到处设卡，碰见从外地高价买回来的红薯干就按平价没收。
现在群众的思想极其混乱，对党对政府极为不满。他们讲：“共产党是不是不要我们农民了?”“共产党说理不走理！”现在他们发现干部模样的人就远远地躲开。我耳闻目睹了下面几件事情：前几天我村北头又死了一头曾经是高大肥壮的牛，这头牛临死时眼泪不住地下掉，一群围着它的农民也相对流泪，并说：“牛啊!是大把（喂牛的）偷吃你的料了吗?那你就到阴间去告他去。如果不是，那你就去北京找毛主席理论，这是毛主席的政策”；第二件事情是，农民拿着钱到粮店买红薯干，但粮店不卖给，在当地买私人的又很贵（每斤2角4分），为了多买几斤就讨着饭到三百里开外的邓县去买，但粮管所里的人碰上就没收。没办法他们就只好白天躲起来，夜间结成团队走，但晚上也不行。一次一群挑着红薯干的人碰上了一位粮管所里的人，起初他们苦苦哀求求此人放行，在哀求无果后农民们就把此人捆了起来，放到一个河边上说：“对不起，委屈一夜吧!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枪放在你身边我们不要，到明天有人来时再给你解开回去，不准你喊叫，你要大声喊叫的话现在就把你推到水里去”；第三件事情是，一个老头挑着一个柜子和一张桌子去邓县卖钱买红薯干，路上碰上粮管所里的人，不仅不让他去，还要没收他的柜子、桌子，老汉被逼无奈举起扁担打破了这位同志的头，自己也跳河自杀了。
这一切现在他们不知道该向谁讲，也不敢讲，他们说到哪里还不是官向官？都怕报复，怕被扣上坏人的政治帽子，怕问题解决不了反而弄得一身臊。现在谁要是说了外边好之类的话，或者说饥饿难忍，没劲干活之类的话，马上就会给你扣上个破坏分子、坏蛋的帽子，并把你列入被驱逐出村人的名单。乡干部、社干部和村干部都是说一不二，有些农村干部可以随便辱骂群众、捆绑群众，用的都是自己制定的法律。高级社社办公室里挂满了上边写着流氓的、游民的牌子，那是准备给好提意见的人挂的。只是这些被他们认为是坏蛋的人绝大多数却是中农、下中农和贫农。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说服教育，口头禅就只有一个，这是党的命令，那是党的命令！
总之，在这里除了土地是公有的大家在一块干活以外，简直闻不出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生产力不是在发展相反却在倒退。人们的生活不是在逐渐改善而是在不断地下降，过去靠大牲畜干的活现在几乎全部要用人来代替，剩下的几头牛也性命难保。农民们讲，春上人拉车、拉犁种地；夏收天人拉麦、拉石滚子打场，再这样干下去连一个小牛娃也见不到了。而人呢，又都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劳动农民政治上的自由也没有一点保障，他们根本不敢想民主，一切工作都是命令，必须这样做，那样做。谁也不准说不行，连心里想着不行就不行，这里简直就是奴隶社会，社是“高级社”，社里的干部们却低能。
农民生活严重下降的原因，绝不是去年麦子受灾所造成的，去年小麦生长期虽然受点灾但每亩产量仍在百斤以上。秋季收的又不错，各村都卖了不少余粮。我认为主要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不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结果。他们在执行合作化政策中违背了自愿的原则，又不合时宜地“合大社”，现在几乎消灭了单干，都是一乡一社，合大社前组织起来的农民是少数，不少人还是被迫参加的。大社领导人员又没经验，觉悟水平又不高，自私心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也确实存在着谁也搞不好的可能。其次粮食政策的执行上也存在极其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首先给农民规定的每人每年360斤粮食的政策就不合理。他们哪点比不上我们机关人员的劳动强度呢?啊!他们可以多吃些菜吗?你去看看吧!他们有什么可吃的？什么东西都折算在粮食中了。再看看他们所分到的是怎样的360斤吧？好粮食都交了公粮或卖了余粮(社内统一留下，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剩下连麦糠带泥土不论什么都一斤当成一斤，这样折法能吃的顶多有300斤。请想想这怎么能维持他们的最低的生命的要求呢?牲口的所喂的料留量更少。要知道在农村庄稼还得要他们来耕种啊！不让它们吃饱行吗？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关心一下农民们的疾苦呢？不仅要关心人，还应关心他们多少年来相依为命的牲畜。可怜啊！那么多的牲畜都快死完了，这要得再花多少钱，再花多少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程度啊！
为了挽回党的威信和维护社会主义事业，我恳切地希望你们能迅速派人深入到那里的群众中，广泛地细致地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并立即制止这种现象，向群众进行解释工作。最后我要求不要让我们那里的特别是区、乡政府知道我给你们写了这封信，因为那样很可能给我家里和我本人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干部 邱文华1957年5月20日
附件一：
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们先后接到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转来的中国农业水利工会邱宗华同志对我区泌阳县饶良区建设农业社淡庄村春季生产救灾工作中存在问题的信件。地委常委当即做出研究,认为邱宗华反映的情况如果属实的话,是很严重的，决定组织力量,亲赴现场进行检查(我们检查前县委和县人委已进行过一次检查)。经过检查,发现邱宗华信中反映的情况,在某些问题上(如基层干部作风、牲畜死亡)是有其事的,但具体情况是有出入的,而在几个主要问题上则是夸大事实,甚至是无中生有的。
我们在检查中,对已发现的缺点和问题(包括邱未发现的缺点在内),本着“边检查、边整改、边解决”的原则,已做了一些纠正和解决。现将我们检查情况与处理意见报告你们,如有不当之处,请指示。
对邱宗华同志所反映的情况的调查报告:
泌阳县1956年秋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风、雨灾害,造成212个农业社受灾,全县1,769,871亩作物严重减产,占总面积的91%,是我区重灾县之一。但由于党的领导,政府的大力支援,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努力,加之全县范围内普遍实现了合作化,充分发挥集体功能的优越性,大力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因而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胜利渡过了灾荒,保持了生产元气。截止到5月20日已完全消灭了灾情与基本消灭灾情的有180个社,占全县农业社总数的84.9%,完成救灾任务的高达102.3%。但饶良区建设农业社因夏季收成较好,秋季减产较轻而被定为自足社。全社共467户, 2468人, 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12.8%,中农占36%,贫农占47.5%,其他占2.8%。该村94户中,中农即有51户,占53%,所以自发势力比较浓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措施的阻力较大。加之1956年春季转为高级社时,因初级社基础较差,而高级社又存在着规模过大,干部管理经验不足的实际问题，因之在领导生产与执行各项方针政策中,确实出现过程度不同的缺点和问题。
首先是，部分乡、社干部与个别区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观臆断、简单、粗糙,甚至违法乱纪方面的问题。如，3月中旬区公安员史某曾因该乡是“治保”重点,为了加强管制,便对地主富农进行守法普查的同时,对有破坏活动的三类地主实行外迁。但由于这些干部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线没有划清,在处理此一问题时,一度发生了违背阶级路线的错误。除对7户地主富农实行外迁外,对所有的中贫农也进行了站队。把他们分别视为: “不好领导”、“有破坏活动”和“犯法分子”三种类型，也试图对属于“不法分子”类型者采用外迁的办法。更为严重的是个别干部借机发泄私愤，有的甚至将农民的正确意见加以歪曲,作为迁移的条件,该社公开在群众大会宣布准备迁移的70余户(眼下尚均未有迁),大部分是中贫农,淡庄村14户中就有贫农10户,地主3户。如邱有章,贫农,因劳力较多, 1956年时因为高级社歉他家100余元粮款,春季期间他家有病人向社里讨要,社里未给分文而牢骚不满。高级社干部即认为他是“调皮”、“捣蛋”而将其列入外迁对象。孙庄焦文章，贫农,历史上曾给匪首谢子政当过狗腿子,新中国成立后因有破坏活动, 1952年被判徒刑3年。在劳改中,社长王兰更调戏其老婆致使怀孕并与其结婚。王为了避免真像暴露，迫使其抛弃全家财产,让焦文章单人与焦纪章合成一个户头,逼其迁至淡庄村。
此外,还把部分生产较为消极的农民划为“二流子",并在门口挂上“二流子”的牌子。此错误做法被县委书记发觉后,予以了制止。此外春季也有部分户屋里的粮食吃完后，统销粮发放的不及时而外出逃荒的。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增加了干、群关系不协调因素,也增加了部分群众对党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甚至少数富裕中农借此将一切问题归罪于合作化,在生产上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消极怠工现象。
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一般干部素质问题。这里基层的一般干部多是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锻炼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立场坚定。但由于文化水平低又缺乏学习,不会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之就把某些农民的不满情绪与地主、富农的抵触情绪混为一谈。贯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报告》后,干部觉悟有所提高。原在门口挂“二流子”牌子农户的外迁问题,均及时作了纠正，有关干部已进行了检讨。
二、领导干部作风问题。他们在以上的各项工作中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安排工作时欠缺具体详细,有些工作因急于求成而脱离实际。
三、从客观上讲,去年泌阳县夏季小麦遭连阴雨,秋季又受大风暴雨气侵害，造成大面积减产。这就打乱了原来的工作计划,加重了工作难度。虽然在充分发挥合作社优越性的情况下,最后消灭了灾情。但因减产已成定局,所以农民的免购点只能维持在360-380斤之间。
但是,从邱宗华反映的几个主要问题看,经过县、区先后两次检查,我们认为有些问题是夸大事实,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这几个主要问题的详细情况是这样的:
关于"99%以上户均是以红薯干、野菜、树皮为主食,大部分户数月不见粮食,以至于出现大量逃荒要饭,多的达三分之二的人口;政府对此严重情况不但未采取措施,反而制止买卖红薯干,到处设卡,按牌价收购,引起群众对党的不满而发生打骂干部与死人事件。”这些问题一般均不符合实际。
该社1956年虽为自足社,社员口粮留量除人均按365斤分配外,又发放了大批的救济款与统销粮。全社1956年秋季粮食、红薯总产量扣除种子、饲料、公粮外,尚缺1万多斤不够社员的免购点。于是就从夏季已卖的余粮中周转25000斤 ,从而保证了秋季每人239.8斤的留量。今年3月份后,因发现部分劳动力较多与不够节省的农户缺粮,当地政府当即进行了解决。全社除于2月份将夏季周转粮25000斤发至缺粮户外，3月底、4月中旬、6月初又连续发统销粮21852斤,平均每户46.8斤。对少数无钱购买统销粮的农民,还发放救济款750元,平均每户16元。仅淡庄村就发放统销粮6746斤,救济款110余元。分得较多如邱文显500余斤,王群成200余斤等。为了领导社员开展家庭副业,社里又发放救济款款予以协助。如张小八、刘中均分别得到6元、16元不等。
在红薯干问题上,今年3月底以前,为了加强市场管理,曾经不允许县与县之间进行粮食类物资流通,对私贩红薯干者,部分地方确有按牌价收购的情况。但从4月1日起,全专区实行开放,且由当地政府协助,邱宗华所在乡4月份以来经政府开证明购买红薯干者多达143起,最多的一起达48人,一共购回55000斤，仅淡庄村就购回8000余斤。邱宗华之弟也曾购买三次240余斤,邱宗华返乡时其弟刚由外地购红薯干回来,这是他亲目所睹。春季确有少数小手工业者和外地有落脚处的户及个别大肚汉曾经外流。入春来该社一共外出 19户,占总户的0.4%,内有1户出外半月余,其余均在1月以上。其原因:3户是小手工业者全家出外谋取职业,如马砦村地主李明德1956年8月曾到湖北经营小商品,今春返回又将全家带走; 3户是免购点吃完后而外出走亲戚的，如罗庄转业军人李宪斌,因屋里粮食吃完后,与其妻赴湖北岳母家居住。3户6人是准备吃外省家。仅有10户因有粮票无力购买而外出。目前除6户已在外安家落户并因为搞副业未回来外,其余均在麦收前回乡。
因统销粮发放不及时,少数户临时有外出讨饭1—2顿或2—3顿现象。4月份本村砍伐榆树当柴烧时确有两户以榆树皮掺菜充饥的现象。但邱所反映“大量的吃榆树皮”这是夸大事实的；还有“拷打干部”、“死人事件,以及王群成家数月几乎不见粮食，张小八、刘中均出外讨饭”等均为无此事实,是无中生有。
二、我们在统购统销,互助合作政策的执行上基本是端正的。“关于群众入社问题", 1955年秋与1956年春大力贯彻毛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指示,鼓起了广大群众入社的积极性,纷纷呈递申请书要求加入农业社,社里不让其参加,便到处奔跑找干部,并积极拼命地创造条件，争取参加。淡庄村邱有谦未批准其入社前,起五更拾粪堆到社里的粪坑内。正由于合作化的发展的迅猛,虽然1956年高级社之初就遇到了严重的水灾而遭减产,除少数富裕农民发生动摇情绪外(但也没有出现要求退社的现象）,广大群众仍是积极热情拥护合作社的。如贫农刘中均说:“如不是入了合作社,我今春一定得外出讨饭,饿死饿不死在两可之间”；下中农邱玉亮说: “过去我虽有一头牛, 20亩地,但种的很不好，遇到坏年头还得借外债,现在怕啥!"
在统购政策执行上,这里 1956年大牛均按400斤,小牛320斤,猪60斤的留量,人食免购点均为365斤。但由于去秋季该社因改种稻谷、小谷子、荞麦较多,收打仅130,000余斤,分给群众94,591斤,原粮未有打折就顶社员免购点的占18-5%，平均每人近40斤,折合后每人即亏损15斤左右,较突出的淡庄村分配带壳粮食24669斤,内有荞麦7532斤,稻谷8490斤:小谷子8671斤,每人平均55斤,折损后实际少吃21斤。因之, 365斤面购点受一些影响,所以群众对此是不满意的。但也并非“免购点顶多只有300斤。”
三、关于牲畜死亡问题。入春以来全社一共死牛27头,占牲畜总数的10.8%,因而致使每头牲畜的服役亩数由上年的32.5亩增加到现在的36.5亩。牲畜死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因饲料不足死亡的有5头,如马砦村原有牛28头,死亡12头，占牛总数的40,2%;因伤风、肚内长疮死亡3头:因管理不善死亡6头;因服役过长、过重劳累死3头。淡庄村原有牛44头,死亡9头,占20%; 因急病死亡2头;冻死3头,瘦弱死亡2头;老年正常淘汰2头。
出现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实行合大槽喂养后,缺乏集体喂养经验和应有的责任感，对牲畜吃草快、慢、早、晚、冷、热等生理特征考虑不周。如罗庄村牛把李太宽使役漫不经心,致使一头牛过累压气而死。马砦毛老五、饲养耕牛4头,仅春季就偷吃牛饲料100余斤,以至于饿死4头。
至于“这里生产在逐年下降?社员们的生活在逐年降低……”是否是这个样子？我们要说的是，泌阳县虽是半山区,土地瘠薄,产量较低,加之去年又遭数十年来特大雨、风灾害,但仍保证了免购点的供应,并且逐年有所提高。全县1956年人均免购点仍为365斤。今年又普迪实行了以人定量,坚持了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强劳力由去年每月30余斤增加到50斤,大大地刺激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从农村各阶层的生活情况看:除地主、富农、少数富裕农民外，总体上是在逐年上升的,。据淡庄第四生产队的调查,全队24户贫农，中农6户,生活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中农除了政治上翻身外,经济生活稍有下降。所以贫农王群成说的好: “旧社会我家地无一分,椽子没一根,给人家当佃户,温饱难以保障,一遇坏年景年关前就出去讨饭。新社会分到瓦房3间,草房2间,牲口、农具都有,前年又入了社。现在全家不但生活有指靠,大孩子也快初中毕业,二儿子也已高小毕业了”。类似情况比较普遍。这一切并不像邱宗华反映“农村中除了土地公有，大伙一块干活外,简直闻不出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至于一部分富裕农民,合作化消灭了其剥削行为,当然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邱宗华之所以反映了不少不切合实际的问题？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邱家旧社会是一个六七十亩地的大中农,经常雇有长短工2—3个,耕畜农具齐全,副业收入也较多,群众反映既有“摇钱树”(梨、枣树数十棵),又有“聚宝盆”(十余笼蜜蜂,1个藕池),生活十分富裕。合作化后,消灭了剥削,土地收入下降了,他家当然比不上旧社会的生活水平。另从其家庭政治面貌看,其父与国民党军长刘希成是姐妹兄弟,且随其在国民党电台干事多年。其叔当甲长数年,其弟原任初级社社长,因贪污、搞女人被群众罢免。邱宗华出身于这样的家庭,长时期受到熏染,回乡后是以他那个标准来观察农村情况的。且片面地听取家庭与个别富裕农民的反映，既不深入调查，又缺乏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可以说在这以前他就对合作化和粮食政策存有成见,所以才对新农村情况那样认识和结论。这是经济地位决定其思想意识的根本原因。
中共南阳地委、专署检查组中共泌阳县委、县人委检查组1957年7月14日
（注：此报告1957年7月20日由南阳邮政局寄出，在发往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抄送河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同时，又特意给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寄去一份。）
赵宗礼点评：避重就轻的《调查报告》
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南阳地委对邱文华的上访信做出答复？我妄加猜度一下：这是中央在合作化问题上面向基层搞的一次调查研究。1955年春以后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一会儿“反冒进”，一会儿又批判“反冒进”；在合作社的规模上有人认为越大越好，有觉得还是大社划小社较好……都在献计献策，参与争论和探索。南阳是一个农业大区，在中原乃至整个中国农村中举足轻重，这个时候南阳籍的邱文华的上告信来了。邱文华信中反映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的“面积”和“水分”？农业合作化按现在这种搞法到底行不行？要想把合作化搞好下一步该怎么办？作为地委这一级经常与农民打交道的地方高级组织，有责任也有条件对中央实话实说。
怎么实话实说？窃以为，这方面南阳地委可谓胸有成竹。譬如1956年6月1日到1957年4月1日期间，南阳地委自己搞的《为河南省党员代表大会准备参考的材料》；《关于高级社组建情况的初步总结》；《关于合作化后出现一些问题的调查报告》等有关调查报告或《会议纪要》，择其精要言简意赅地给中央汇报。有道是：“成绩少说跑不了，问题不找不得了”，当时的合作化亟需放缓速度整顿提高，而不是突飞猛进，盲目发展。当然如果全是优越性，权威人生便会支持后者。而这些需要用事实来说话，尤其来自一线的情况和谏言。
非常不应该的是，南阳地委出于逢迎和保官帽，保名声的需要，在写给中央的《调查报告》中，或粉饰太平，或隐瞒真相，或文过饰非，或轻描谈写，极力掩盖合作化后实际存在的诸如规模过大、速度过快、群众觉悟不适应等问题，“在几个主要问题上”与邱文华打起了笔墨官司。如邱文华在信中说，马砦村过去有耕牛33头，仅当年春上就死13头。《调查报告》说，马砦村过去耕牛仅28头，今春只死亡12头；还争论起淡庄村农民外出讨饭的户数、天数和吃榆树皮的程度等，洋洋洒洒1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只字不提在合作化问题上地委哪些该做的没有做到，哪些即使地委这一级再努力也很难做到，很难搞好……给党中央提供一些“真金白银”。南阳地委这个报告最起码是不得要领，不解其意，中央最想要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写，是不想写或不敢写？却把《调查报告》写成粉饰太平的颂词，当成“害君马的道旁儿”，于国于民何益？真实的下情上达是无价之宝，欺上罔下的报告则不如垃圾。
附件二：
【南阳地委、泌阳县委连续给中国农业水利工会施压，要求从重处理邱文华。1957年9月25日，南阳地委的《调查报告》发给中央、全国人大、河南省委和邱文华所在单位两个月后,也正是中国农业水利工会批斗邱文华进入高潮之时,泌阳县委宣传部代表县委再次给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发去一份《调查报告》和“群众意见”，强烈要求严厉处理邱文华。】
中共中央办公厅、省、地转来的邱文华信件,引起了泌阳县委的高度重视。县委认为,邱文华的来信对我县一些地方的工作是起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弄清是非,划清界限也是对我们工作中优缺点的一次鉴定,是会起一定积极作用的。有鉴于此,县委立即抽调7位县、区、乡得力干部组成调查组,深入到邱文华家乡——河南省泌阳县饶良区淡庄村进行了认真调查。县委对这项调查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实事求是,认真调查,逐条找出依据。对者,虚心接受,从速纠正,严防类似现象再次发生；情况不符合甚至有出入的,也要耐心解释,正确对待。
该报告说：“淡庄是一个平原岗地土质较好,群众养猪,养牛等副业最盛的大村。一般年景,这里户户有余粮、有余钱。去年该村发生了轻灾,但群众生活水平仍有较大幅度地提高。全村有耕地1507亩,自留地25亩,94户, 442人。其中贫农35户,中农51户,地主5户,富农和小土地出租各1户。从政治面貌来看,中农占绝对优势,反改造情绪大,虽参加了高级社,却借工作中的缺点和管理中的问题,大发埋怨甚至责怪情绪。邱文华的上访信件从某种程度上讲，增加了这里的反改造情绪，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为此，我们强烈要求：一、把邱文华的来信原文或摘要公布在报刊上,让大家开展讨论,驳斥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我们认为邱文华的这种思想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甚至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中很有代表性、典型性,很有批判的价值和必要。
二、要求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将邱文华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这件事落实后可以让邱文华在实际生活中锻炼他，让农民们给他上政治课，以教育改造他的反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他的反人民立场。
三、更要求邱文华所在的机关领导对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以上报告,可否,请予研究。”
中共泌阳县委宣传部1957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