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给钱端升院长的信及钱院长的回信

北京政法学院、章文岳、钱端升

亲爱的钱院长:

正直的人是不必前怕龙后怕虎的,他应该敢于说,敢于笑,敢于打和骂。

但是,正直的人往往碰得头破血流,在今日的社会里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官僚主义还普遍而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正直的人被排挤没有取得应有的信任;而一些随水漂流的浮萍,一些阿谀奉承者,倒得到官僚主义者底信任,有职有权,不仅如此,正直的人往往还有被迫死的哩。所以正直的必须要有知识作为他的后盾;没有知识是可悲的。

我并不怀疑党的伟大,这次开展大规模的家前的整风就是伟大的强有力的明证,我并不隐瞒,我是坚决跟着党走的,因为只有她能把我们带到人类的光明。

我很早就想:我既被生到世界上来了,我就要好好的做人,做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有知识的人,应该为我们苦难的同胞父母兄弟姐妹做一些事情,我们的同胞生活的太苦了,解放后,改善的不多。

我不是空想主义者,严酷的生活要踏实些,再踏实些。我不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我不逃避磨难,我斗争着哀伤着、眷恋着和愤慨着。现在,我不会象已往那样被悲剧或我认为是悲剧的东西所战胜了——即使是暂时的战胜,这并不是我听天由命的精神已经滋长,也不是我心情逐渐麻木……应该说,我还在摸索着前进,是需要长者指导的。我的知识还很贫乏,认识还很有限,很多东西都在等我去学。我是需要长者指导的。

我承认,某些时候,我表现得很不虚心,很暴躁并且我还存在着一种脱离群众的孤芳自尝的情绪。尽管这一半是由我班党员幹部强使我如此的。他们为了威信打击我,压制我,向上汇报着不确实的材料,并且尽力孤立我,欺骗大家。现在,大家逐渐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钱院长,我不排斥先人的和他人有益的东西,但我决不受教条的束缚,我厌恶个人崇拜。我以为一个人的好坏他的道德上的强大与否,不决定于他是否是个党员,经验告诉我,一个人的好坏决定于他对人民的贡献,决定于他的学问,他的出身和历史,我看得很清楚,很多人都借着“党员”牌子在作威作福,我鄙视这些人,这些人沾污了党的纯洁。我是决不会向这些小人妥协的。

我决不受教条的束缚,我没有须要向权威者阿谀奉承。我不认为拉科西、格罗之流是正直的。而广大的匈牙利青年,在“十月事件”英勇地斗争着的人倒是值得同情的。尽管他们被反动的霍尔蒂分子利用了。但他们仍是自由与真理的热烈的和勇敢的追求者。他们要比逆来忍受的唯唯呐呐的人好的多了。

宗派主义者往往侮辱一些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而实在是好的人,比如对尼赫鲁总理。我尊敬他,他是强有力的和平保卫者,他为印度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着。不真诚地对待这类人是错误和有害的。

粉饰现实,掩盖缺点,只报喜不报忧,同样为我所厌恶。某些幹部以为暴露了新社会内部的缺点和错误,就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他们的头脑太简单了。他们把人类解放事业看成是一党一派的私事。这样幹部在目前还是不少的。

我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有学问的人,象鲁迅那样的人,严酷的生活教育我,使我对个人主义不感兴趣,我不奢望今后过舒适悠闲的生活。我大胆地宣布:

“我是一团火,

来自普罗米修斯之手。

我要烧杀官僚主义者,

温暖年轻者稚嫩的心灵;

我要吸干年轻者底悲郁眼泪。

让他们微笑着奔赴人类的光明

我是一盏灯,发着亮光,

站立在他们崎岖且长的路旁;

即便在雨雪风霜的日子里,

我也在跳,笑和闪跃……”(56,10)

钱院长,我已告诉过您,我的中篇〈母与子〉将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这是《人民文学》编辑涂光群同志对我说的,他要推荐〈母与子〉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喜爱这一中篇,认为富有人情味,富有浪漫气息,并创造了可爱生动的儿子水生的形象;母亲阿兰的形象也是不可多得的。他要我们侭快写出“母与子”的续集。他还建议我把“母与子”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母与子〉及其续集的成功,我是有充分把握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安静的环境,必要的经费,我可以在年内把长达二十万字的续集写出来。这是因为:

(1)我有很多动人心魄的有社会意义的生活经历;

(2)内心中蕴藏着强烈的创作冲动

(3)有一定的写作经验。

情况是这样,让您来考虑决定吧。

我不多写了,可说是拉杂得很,原谅我

一个孩子。随信附一些材料,供你参用。

您身体好!

 学生文岳 5,20

钱端升给章文岳的信:

文岳同学:你送给我的信和附件已收阅,我已转请党委注意你申说的事,作出适当的处理,我相信会有这样的处理的。

一个要做富贵不能淫,贫溅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必要的。此外还要不因感觉委曲而消极或失去正常的态度,要同不合理的事情作斗争,也要随时警惕自己的缺点,我上次已同你说过,要虚心,不要自高自大,或孤芳自赏,这也是该留意的。

总之,希望你努力成为三好的学生。祝你

进步

 钱端升  22/5/57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3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