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几位同志到上海搜集材料，和我谈了一些有关新闻业务的问题。我把过去的经历讲了一些，又把当时我与新华社上海分社一位记者会见的情形谈了谈。他们叫我把那次会见写成短文，送“新闻与出版”刊登。文章的题目是“我受了一次审”。我的主要意图是想说明记者培养之难，一个记者要常识丰富，要熟悉业务，要具备采访的风度。不久我就接到人民大学来信，说我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预备一一发表。第一篇完全否定了我的看法，第二篇对我表示了同情的支持。
去年十二月间，“解放日报”第四版登载了一篇文木同志的“记者还要争地位”，我以为这问题值得重视，便写了一篇“无冕之王和一般干部”，就新闻记者培养问题和调配提了一些意见。“解放日报”编辑部委婉地写了一封退稿信，说这问题比较专门，已抄寄“新闻与出版”，请他们考虑，但“新闻与出版”编辑部也未采用。
两次的经验，使我感到“立言”之难。
毛主席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阅报，看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4日邀请本市各报社、电台和通讯社编辑，座谈当前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心中极为感奋。自己虽然是新闻岗位上的一个“逃兵”，但长期的耳濡目染，也可能有一得之愚，堪供参考。就算是“外行”话吧，觉得“鸣”出来还是比闷在肚里好些。
解放以来，报纸能够密切地配合政府政策，严肃地执行了宣传的任务。新闻选择很认真，做到一字一句对人民负责。这是很可珍视的一面。但是也有使人不能满意的事情。也就是在去年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志来上海的时候，新闻界前辈严独鹤先生在他们召开的座谈会上说道：“今天的报纸都是读者的老师，不像过去的报纸和读者都是亲密的朋友；老师固然需要，但是朋友也可以切磋琢磨。”诚然，过去常常听人讲起，“我是大公报二十年的读者了”，话里弥漫着深厚的友情，叫人听起来很舒服。解放后很少人不看“人民日报”，但却没有人说他是“人民日报”的老朋友。对老师，只有唯唯诺诺，对朋友才可以无话不谈。老师成天板起面孔来说道理，大家在工作紧张之余，想松松脑筋而不可得。说坦白些，就是报纸和读者之间有了一道高墙。
解放初期的报纸，大部全没有副刊，新闻本身也是千篇一律，甚至“本报讯”也并非“专访”，乙报的“本报讯”可能就是甲报“本报讯”的翻版。在上海，看了“解放日报”，大可不必再看“新闻日报”，除非你是一个工商业者，想多知道一些工商消息。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确定之后，才开始扭转了这种风气，副刊活跃起来，“专电”和“专访”也先后出现。拿今天的报纸和一年以前的报纸比较一下，谁也能看出版面上有了显著的不同。我以为，实际受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惠的，首先就是报纸。报纸这朵花正在“放”，但“放”的还不够。
解放后的报纸只顾说教，忽视趣味，而趣味正是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有人说趣味和指导性存在着矛盾，过多地刊登琴棋书画一类的报道，就会减低了报纸的思想性。我以为这种看法很机械，见树不见林。趣味不限定是琴棋书画，一条重要新闻也可以写得很有趣味，比如最近伏罗希洛夫主席和周总理在杭州漫步苏堤，英国新闻人物唐生在京不谈与公主恋爱事，便都很有趣味。如果把趣味理解为低级、黄色，那就大错特错了。至于琴棋书画，全是属于文化娱乐之类，其中含有丰富的营养，难道读者欢迎戚烈云创造了男子一百公尺蛙泳世界纪录的消息，就无权阅读有关琴棋书画的讨论吗？趣味性越强，越能引人入胜；报纸越能大量争取读者，越能发挥指导性的作用。趣味和指导性应该并重，这中间是没有矛盾的。
又有人说，报纸不是不想“放”，但是读者不允许报纸“放”。三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曾发表过范瑞娟的“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文，读者反对的占多数，赞成的占少数。四月二十一日“新闻日报”的“人民广场”上刊载了一篇“孔夫子谈恋爱”，对这问题作了一些说明。群众显然把报纸（特别是党报）当作孔夫子，别人谈恋爱犹可，孔夫子谈恋爱则不可。其实，孔夫子也曾说过“食色性也”，“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夫子很懂得人情，为什么不许他谈恋爱？恋爱人人可谈，只要不是乱搞男女关系就行。
读者的压力是大的，报纸编辑的清规戒律恐怕也很严重。文木同志要为记者争地位，我由记者地位联想到过去的“无冕之王”。编辑同志见了这个名词，立即觉得它与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有关，还是不登为妙。如果清规戒律继续作祟，如何能“放”得透？“放”得广？在全国各地争取花要放得好的今天，害怕毒草甚至也不愿让野草闲花滋蔓的心情应该有所改变了吧？但是，大部分的党报还在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难道这就是党报必备的风格吗？大家都在喊叫“拆墙”，党报还想筑寨自固，长此以往，如何指导党与非党同志的团结工作？因此我建议，在选择新闻上，党报的尺度应该放宽些，起个带头作用。故步自封，落在其他报纸后面，并非上计。
关于报纸副刊，我也愿意提一些意见。副刊是中国报纸独具的特色，从前“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申报自由谈”、“时事新报学灯”等等，在学术研究上都会发生过辉煌的作用，但是这些副刊都有它们自己的特色。目前各报均已先后开辟副刊版，“解放日报”的“朝花”，好像是“人民日报”第八版的“副牌”，而“剧评”、“影评”一类文章，既可送“新闻日报”的“人民广场”，也可投“新民报”第五版。“文汇报”的“笔会”有时也很难和“朝花”分家。曾有一个时期，报纸同时附有两个副刊，“北京晨报”除“晨副”外，另外还有一个“北京”；“时事新报”除“学灯”外，还附一个“青光”。后一种一般不称之为副刊，而称之为“报屁股”，今天“新民报”的第五、六版和“新闻日报”的“人民广场”，都有“报尾巴”的韵。副刊和“报屁股”对象不同，内容不同。“人民日报”篇幅较多，很可以多辟一版的四分之一的地位，刊登一些趣味性强的短文，为繁荣文艺创作创造条件。这样做不会降低报纸地位，实际是加强了对读者的联系。
两年以来，培养专家的空气在各部门中都很浓厚，但是在新闻界中并不如此。每个文化工作单位都喊缺人，难道新闻单位中就没有这种现象吗？报纸的通讯报道占的篇幅很大，可以一读的却还不多。“人民日报”刊登过“凤凰坡上的人们”和“万里赶羊”，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作者萧乾同志，正是一位老记者。像这种成熟的记者在今天已如凤毛麟角，如果不加意培养接班人，难免令人发生难以为继之感。储玉坤同志三日在政协小组的发言，我很同意。
凭我局外人的看法，我感到解放后报馆机关化，新闻从业员与一般机关干部没有什么差别。大家例行公事一番，消息不必竞赛，版面不必改进。特别是外勤记者，早已摘掉了那顶“无冕之王”’的帽子，再也不必挖空心思，广结善缘，布置新闻线索。报社的一纸公函，效果比过去的记者私人卡片要来得大。材料拿到手，并不限定时间交稿，因此“明日黄花”的现象，到今天依然十分普遍。我并不拥护“无冕之王”这个衔头，我也不能盲目地抬高过去新闻记者的地位。在旧社会里，新闻界的败类很多，消息“客里空”，报道“莫须有”，公开受贿，秘密敲诈，丑行可写一部“报人外史”。但是其中不少人硁硁自守，凭自己的能力吃饭。日久天长，他们都有一种恢宏的气度，昂首阔步出入于“大人先生”之门，而大人先生也乐与他们交往。这样，他们的采访工作便无往而不利，甚至对新闻幕后的来龙去脉也能摸个清清楚楚。新中国的新闻记者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这是对的。但是只谈“负责”就够了吗？把旧社会“无冕之王”的特长一笔抹杀，我认为不够公道。今后新闻面一定会开得很广，不“钻”不“争”，会妨碍了“百花齐放”的推进。
不照顾新闻记者的职业特征，硬把他们当作一般机关干部看待，会使他们产生自卑的情绪。一般记者宁愿“跑”工厂，旁听会议，而不愿找陈毅市长“谈心”，便是实例。既然是一般机关干部，当然经过评薪评级，而新闻出版业的级别又是相当低的。八日“文汇报”刊登了一条标题含蓄的新闻（“新闻记者的苦闷”），叙述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同志侮辱记者。左叶同志骂道：“你重要还是我重要？滚出去！”，我看还是左叶同志“重要”，因为他是高级干部，至少级别比新闻记者高。新闻记者没有职业特征，相信今后还会遭逢意想不到的实际困难。如何消除新闻记者的自卑感，如何端正群众对新闻记者的看法，负责当局应该有个明确的规定。否则西郊公园的“狮子保密”，苏联马戏团限制采访，新闻记者只有转业了，还谈什么“干预生活”？
此外，我想谈一谈报纸版面问题。我不反对新闻横排，但我以为不一定全国报纸一律横排，更不一定四版或八版全部横排。解放前报纸直排，但也经常使用横排，调剂版面。如今硬性横排，却无一条新闻直排，好像直排便是违犯宪法。老实说，方块字还是直排好看，新闻直排容易使版面活泼。顾执中同志在“争鸣”杂志上发表文章，赞成直排，他是从科学观点上出发，我只从版面美观上出发。听说“新闻日报”改为横排之后，曾有一位读者写信给报社表示反对，说他从此与“老友”（指“新闻日报”）“绝交”。这又是从习惯上出发。我觉得排式也值得考虑，至少不要执行的太死。
最后，我提一个问题：目前同人办学校、同人办刊物的声音喊出来了，那么同人办报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呢？
（原载1957年5月21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