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木丁丁
鸟鸣嘤嘤
——诗经
记者来武汉的第三天——4月30日，在一次大学教授座谈“鸣放”问题的会上，听到中南政法学院一位教授谈到知识分子没有朋友的问题。这位教授以低沉的声音念着他的发言稿。他说，在从前，知识分子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他们爱朋友，他们希望有朋友。而且，每个人都有二三知己，即所谓“通家之好”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工作之暇，你到我家走走，我到你家坐坐，随便谈谈“思想、山水、人物”，谈谈生活，谈谈家人生计，谈谈过去的梦和对未来的憧憬，谈谈自己的工作和学问上的心得与打算，谈谈国家大事——彼此的看法和见解。总之，可以无所顾虑、随心所欲地谈谈心里的话。这中间有争论，有批评，有友情的慰安，有欢喜，也有所得。可是这几年来，“友道”这一项已从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抹去了。党提倡思想见面，这是好的。但是在知识分子中，真正能以思想见面的又有几人？在朋友之间，本来可以思想见面的，也不“见面”了。所谓思想见面，变成彼此学会了说几句干巴巴的“原则性”的话。这样的话，言者自觉是在不得不尔的装腔作势，说过之后，回想起来，对自己的说话每每怀着难言的愧悔，深恨自己说话的那种心情和那副嘴脸：而听者也深感厌味至极而又莫可奈何。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日来日远了，新朋友当然是不会有了，找不到了；老朋友呢，也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昔日的知己，现在见面若不相识，连哼哼哈哈也有所顾虑了。他说，这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生活改造又有什么好处呢？这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有什么好处呢？
关于这个问题，早些时候，有人曾以“五伦之中无朋友”为题提出来过。后来有人批判了它，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在这次座谈会后的第二天晚上，记者去访问武汉医学院的一位教授，他对记者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人民内部总是不断的会有矛盾的；第二个问题，人民内部的矛盾，由于有些领导人员处理不当，矛盾更加深了；第三便是这个问题。他很不同意那种批判。他说，“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这句话是一顶八寸三分的帽子，是有些人对待知识分子的法宝，也是有些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常用的语言，这顶帽子，好像戴在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头上，都很合式。于是便胡戴乱戴，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位教授是一个很容易激动的人，不像常见的一般自然科学家那样持重。他说着话，时而霍然地站起来，又坐下；把他的桌灯开开，又拍哒一下关上。他说：你不要以为搞社会科学的人，文学家，艺术家，才会谈这个问题；以为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都是木脑壳，除了实验室和老婆孩子之外，什么也不在意了。他说：“生活！生活呀！记者先生。”他说他是自上海同济医学院合并调到汉口来的，去年暑期，他到上海去，原想在上海会见到从前的一些朋友，谈谈别后的生活与心情。可是不料走到沙漠上去了，大家见了都很冷淡，没有往日的那种情趣，谈不上劲，彼此都感到很别扭，使得他再不敢去找他们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他说他理解而又不理解。他认为，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这不是什么思想水平的提高。
华中师范学院有一位教授，有一天和记者在珞珈山后一条小径上走着，他说到党群关系问题，说到“墙”的问题。他说，把话说全一些，应当说是党员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并不下于共产党员。他听到一位教师说，他(那位教师)每次渡江看见正在建造中的长江大桥，总要想到，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这样的桥是建不起来的，就是建得起来，也不知几人贪污，几人中饱，几人发了大财，耗费多几十倍几百倍的钱，才建得起来。他说，这就是群众拥护共产党、热爱共产党的心情。而共产党也是一向走群众路线，是要群众的。可是表现在有些党员身上，就不是那样了。在学校中，共产党员也一样是人，一样只有四肢五官，并没有三头六臂。共产党员衣服上并没有写明“我是党员”的标志。然而他的脸孔上的“党性”却是一望而知，特别是年青党员。更可怕的是那些快要转正的预备党员。在学校中，党员是只和党员有说有笑，见了群众就冷冰冰的。有时候，他们正在谈着话，见到非党的人来了，马上就把话收起，现出一付凛然不可犯的样子。这对知识分子说来是最使人难堪的。他说起清朝时候他们乡下有一个大官“衣锦还乡”的故事。那个大官“衣锦还乡”了，乡下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官，大家都围着去看。这个大官对老百姓大声说：“有什么看的，我和你们一样是人。我和你们，只是这里不同。(他拍拍肚皮。)我肚子里装的是书，你们肚子里装的是大粪。”他笑着说，现在有些党员对待群众，是不是也有这个大官对老百姓的看法呢，以为我和你们一样是人，只是脑子不同，我脑子里装的是马列主义，你们脑子里装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等等肮脏思想。或是我是一张白纸，而你们呢，是社会经历不单纯，历史复杂。他说，这样的想法是有的，这就使得他们不亲近群众，群众也不敢亲近他们。
他说，在旧社会，他算是比较进步的，到了新社会，常常感到自己不行，自己落后了。但这种感觉，每每见到有些对人冷冰冰的党员时更是强烈，而强烈之中，又有着一种不服气的思想。他也曾试着想去接近党员，怀着嘤嘤求友之念，这当然不能求之于青年同志之中，年龄的距离是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距离的一个重大因素，“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他要的正是这种通过生活的和由于生活接近而产生的思想感情上的逻辑力量。可是在年龄和生活经历不相上下的党员同志之中，他并没有获得这种力量的支持，不要说是希望建立深厚的友情，就连接近的愿望也被事实吹散而不敢萌动。他说知识分子有着一种一时难以克服的性格上的弱点，非常珍视自己，心里尽管有自卑情绪，可是外表上总希望自己不卑不亢，你既不愿下交，我也就不敢高攀了。有好几次，党员同志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和三句话就想打发你走开的语言，使他久久不能自释，自卑和不服气的思想更加抬头了。他不同意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或情调的说法，他说：“希望和共产党员做知心的朋友，难道不是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对党怀着一片赤心，希望靠近共产党么！这难道不是可嘉的、值得鼓励的么！而共产党员在群众中有朋友，不是更能联系群众而扩大波澜么！这难道不是好事，这样的党员难道不是好党员么！”他说他知道不少教师有这样的愿望，不少教师有过这样的经历，不少教师怀着这样的想法。他听到有一位教师说，共产党员一见到非党的人，他的“原则性”，他的“思想水平”，他的“党性”，就一齐摆出来了。他们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就是布置政治学习和作大报告，他们的联系群众就是个别谈话了解思想情况，甚至是依靠积极分子、听汇报来了解思想情况。如果有党员来找你，那不是他出了问题便是你出了问题，如果支部书记找你，就一定是你出了什么事，凶多吉少了。他说，这话听来虽然好像有情绪，然而却是实情。“枝头小鸟亦朋友。”党员不愿也好像不可以在群众中有朋友，群众想在党员中找到知心的朋友，此道之难，是难于上青天了。
“问题还不止此。”他说。不但在党员中找不到朋友，就连多年相处，可以谈谈话的人，也可以说得上是老朋友的人吧，一旦入了党，情况也就变了，他也不太愿意与你接近了，谈话也变了调子了。有些脸嫩的，感到刚入党便突然变一付态度，不太习惯，也怕老朋友背地里骂他，然而又似乎不能不变，因为他是党员了，于是见了面便非常尴尬。他说，有一次他听到他的一个说得上是老朋友的人入了党，他是一则以喜，一方面又有些爽然若失，感到自己又失去了一个可以谈谈话的朋友了。他说，这是一种观念，他寄望于这次整风能够改变这种观念，改变党员的也改变群众的对友谊的“认识论”。
武汉大学有一位教授，是记者的家乡人。有一天，记者去看他，谈到家乡情况，谈到一些彼此认识的亲戚故旧，记者问他，在武汉大学，还有什么家乡人在这里么？他笑着说：有一位，但他是党员，他是不太理我们的。后来谈到一些别的事情，又转到这个话题上。他说，照理说，家乡人见了面，总会感觉亲切一些，又在一起工作，朝夕可以相见，应当是有着进一步做做朋友的条件，可以谈谈话的。然而因为他是党员，见了面，他便正襟危坐，无话可说；偶然相遇，笑一笑打个招呼，那笑，也好像是很勉强的，从脸上挤出来的笑，当然会使人不敢亲近，热不起来了，他说，他总感到党员缺乏“人情味”，可是，党章上几曾有这么一条，党员不能与非党的人交朋友，党员不能有人情味呢！
有一位美术教授说得更有趣。他说，他是不但在党员中没有朋友，他也不敢希冀去与党员做朋友，而连同是“群众”的朋友，也在这几次运动中搞得干干净净了。好像大家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一提高，彼此便不认人了。他说，从前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呢，是“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河水不干井水，互不往来，大家都闭关自守了。他对记者朗诵了他描述自己的心情的一节诗——
从此我沉默，
像一枝山花，
寂寂地开，
寂寂地谢。
从此我沉默。
他说，百花齐放，他是要在深山陡谷之中自开自放了。
这种感受，不仅存在于中年以上的教师中间，在青年教师中间，也同样存在。武汉大学有一位老教授，他是湖北省政协的委员，去年他和几位政协委员分途视察了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等四所高等学校，四份视察报告中都反映了非党团员的一个相同的意见，他们与党团员的青年教师中间有一条不是看不见的，而是非常明显的界限。不但党团员不和他们做朋友，把他们看作“化外之人”，原来在一个学校一个班上多年同学，感情本来不坏，只要有人一旦入了党，入了团，他们的友情就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一刀两断，对他们疏而远之了。他们对这种今非昔比的“奥伏突变”，非常反感。他们问：难道党是这样教育人的么！难道团是这样教育人的么！这位老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这件事情，他说，这种情况是带有普遍性的，这种意见也是带有普遍性的。据记者的接触，确实是带有普遍性，在学生中间就已经开始在培养这种风气了。记者有一天到武汉大学去，看见一堵墙上张贴着许多个班级的学生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琳琅满目的大字报。其中有好几张大字报上提到，为什么党团员同学对非党团员同学对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只与党团员同学亲近而不与非党团员亲近。为什么党团员同学对党团员同学便叫“同志”，对非党团员同学便不叫“同志”而只叫“同学”，“同学”本是一个好称号，但是这样有意识地分得清清楚楚，听来就刺耳了。难道非党团员同学就不是党团员同学的同志么，连做同志的资格也取销了么？
在这里，记者还要补述一下前面说到的那位华中师范学院的教授的一点意见。他说，他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有些党员是有宗派主义情绪，民主党派的成员也有些人是有宗派主义情绪的。民主党派成员中有些人对共产党员那种“凛然不犯”的神色，对他们那种鹤立之而鸡视之的样子，抱着反感，这固然是有些共产党员有缺点，对党的政策，对党员在群众中的作用，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不正确。但是有些人的这种情绪之中，深入挖掘下去，也是有些宗派主义情绪的。这种宗派主义情绪，有的则是由于有些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引发出来的，是力学上的反作用；有的则是由于自卑和知识分子性格上的自高而产生的。另外，有些无党派的人对民主党派的成员也不满意，认为他们也一样是高不可攀的。他说，这种情况，在高等学校还少见，在中等学校里就很显著了。他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接触到不少年龄较大的无党派的中学教师，他们对此就有深深的感受。他们说，民主党派的人和共产党员一样难亲近，他们自视比无党派的人又高一等。这位教授会心地笑着说：“问题复杂着啦！”
为什么“友道”这一项会从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抹去呢？特别是在有些知识分子之间，为什么昔日的老朋友也不来往了呢？这个问题，记者从中南财经学院一位教授的口中找到了一些解答。据说中南财经学院是过去搞运动搞得最热火的一所学校，也许这位教授的话有它“一定的”代表性。
他说，几年来的几次运动，有很大的收获，对知识分子说来，起了很大的教育、改造作用，这是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承认的。但是，也产生了不少的副作用。“友道终绝”便是副作用之一。他引用了刘孝标的“广绝交论”中的两句话：“草虫鸣则阜螽跃，雕虎啸而清风起。”他说，朋友之道，应当有求有应，而现在是有求无应(指对党员而言)，或是徒自心里有求而又各不敢应(指在非党的人士之间)。为什么呢？因为朋友中间讲求的是个“信”字，而现在已经失去这个“信”字了。党员不相信非党的知识分子。在有些知识分子之间，又互不相信，你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你将来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为着避免麻烦，图个干净，那就不如闭门家里坐，与外界不通声气，可以少担些心，什么事也惹不到自己头上。这样，当然谈不到什么“友道”。他笑着说，中央一再说过，“言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可是在下面，就不是这样的，特别是运动来了，更不是这样的，而是“言者有罪”了。为着查“怪话”，往往因为曾经偶然说过一句连自己也记不起来了的不相干的话，把它当作“怪话”，或是把你说的话截头去尾，只抓着中间的某一句，认为“怪话”，结果在大民主的风暴之中，你百口莫辩，惹出一个大麻烦。和朋友来往，总不能相看两不厌，彼此不开口。一开口，说不定便会受到“是非只为多开口”的教训。那就不如不要什么朋友不朋友，远者不通信，近者不来往；来了信不回信，听了话不答腔；小组发言，照念发言提纲，私人相对，互不开口。大家把生活圈子尽可能弄狭一些，把生活弄得简单化一些，学会做一个谨愿君子。
他认为在过去与几个朋友来来往往，还有一个令人耽心的地方。批评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这还没有什么要紧，可以经受得起。最可怕的是说你搞小集团、小宗派，这样，问题就大了。他说，因为没有朋友，有人感到生活寂寞，这只是一面；有人却以此自慰，因为可以心安理得，社会关系不复杂了。所以，知识分子的“友道终绝”，是外在的原因转化为知识分子心理上的原因。由于风气所届，把人间的友情这一项否定了。
最后，记者想记述一下两位年已古稀的老教授的意见。他们到了炉火纯青之年，所以说话也有炉火纯青之味，他们说，这几年来，在有些知识分子之间，不太来往，而现在又有着嘤嘤求友的声音，这是不足为奇的现象。“大变革嘛！”在社会大变革的时候，闭门寡交，明哲自保，是自古已然的。何况这一次大变革，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在短时间内，分不清敌友，因而寡绝交谊，这原是以社会的敌友为私人的敌友，这种心理难道能说不是好现象吗！现在，客观形势不同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分清了，知识分子发出需要朋友的声音，这就不用说是好现象了。他们认为这也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的问题。
他们说，“信”是首先要认识对方，不认识对方是“信”不起来的。因为社会大变革，一时分不清敌友，当然很难“信”。而且，“信”是在建立在“义”字上面的，所以古称“信义”。“义”，在从前，它的含义比较狭小。现在的“义”，毫无疑问就是社会主义。在这样一个“大义”之下，“信”的建立是会更巩固。经过这样一次(指的是鸣放和整风)，相信会能看到新社会的新友谊的出现。在朋友之间，会坦率谈心，会话家常，会谈生活，会吊丧问疾，会彼此关怀，会有人情味，会有不吝批评的诤友。会能重温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种情味了。“不过”，他说，党员与非党的人做知心的朋友，却还不是说说能够做到的，因为除了风气的转变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生活而来的思想水平的提高，一句话，能体味党性和宗派情绪是两回事。而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光明日报1957年5月22日第2、3版)
来源：《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