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近召开的座谈会上反映的问题来看，我校“三害”都有。而表现最突出、危害最大的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似乎还有大、小之分，大宗派存在于党与非党之间；而对某些党员有偏爱，似可称之为小宗派。比如：政教专业的青年助教，都是党团员，在他们之间选拔留学生，应当主要根据他的业务基础，不能看他是否听领导的话，更不应看他和领导的关系怎样。如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两年前选派一位同志去留苏，事情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他到苏联后，因底子太差，身体又坏，学不下去，听说最近就要回来了。另外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选派的留苏生也发生类似现象。我们好容易争取到两个留苏名额，花了国家不少钱，结果他们竟都半途而废，这是人力财力的大损失。为什么当时不选派业务水较好的同志去呢，这件事说明领导对党、团员也有偏心。又如：年青同志评薪，评级中，也有不公平的情况，有些该升的没有升，也有业务差的反而升了，这是很不合理的。
陶大镛先生又说：我感到师大等级观念特别强，这是一种封建性的作风。行政“首长”，特别是党员行政“首长” (我希望大家今后不要再用或者少用“首长”这一个“尊称”，改用“负责干部”或“领导同志”不是更加顺口吗？）地位特殊，重行政，轻教学，这可说是特权思想的一种表现。我听说。有一次何锡麟同志发烧，卫生科知道了，马上派个大夫去给他看病，这原是应该的；但据说卫生科负责人对要去给何锡鳞同志看病的大夫说：不要说你知道他生病，只说是你路过他家，关心校长的健康顺便去看他的。像这样的“关心”，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是在“讨好”。可是，有一次朱启贤先生脸上生了疮，晚上发高烧已连续两天了，走不了路，他爱人去卫生科请大夫，卫生科方面说，发烧要在38°5以上才出诊，结果没有请到，以后朱先生通过系里，才把大夫请到家来。还有，行政负责干部，党委负责人家属病了，学校随时有车子送出去看病，但我们教研室副主任李浪先讲师吐血了，病势很重，向校方要车，没有弄到；后来还是王文枢同志亲自去办交涉，才派车送他到医院去。还有，同是行政负责人，党员与非党人土的待遇还有差别，钟敬文先生5月2日到高教部开会，向汽车房要车，说是没有，他对何副校长说了；何副校长一打电话给汽车房，车子马上就开来了。听说总务长的爱人搞不好其他行政工作，反而调任托儿所的所长，原来的所长降为副的，这样就能称职了吗？不能因为丈夫是“首长”就可任意提级，这也是特权思想的表现。党员行政负责干部是否享有特权，应作为这次检查工作的重点之一。为了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认为应该订出一些公平合理的制度。
现在教授副教授的会开的不少了，今后要办好师大，除了要发挥老教师的积极性，还要让年青教师、基层行政干部发言。最近，我不止一次听到行政干部说： “你们教授有地位，你们说了不要紧，我们不行”。我建议党委赶快设法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让广大的职工都把压在心头的话讲出来。最后，我还有一点希望：大家已开了很多会，意见也提了不少，领导上要赶快进行分析研究。凡是过去真的做错的，就应该向群众公开认错；工作中的缺点凡是应该而又可能改进的，也应该马上改进，这样，就可用实际行动来鼓励大家发言，把这次学习引向更深入，更健康的阶段。
来源：原载“师大教学”119期，见《“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