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这次整风信心不大，我不是这样看，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从历史上看与以前不同，毛主席亲自掌握做了几次报告，说非搞透不可，人民日报马虎一点受了三四次警告，我校马虎一点也受了批评。
前几天，一个党的领导同志告诉我，教育系问题不大，和其他系在透彻的尖锐的问题上气氛不同。为什么呢？据他说因为去年人事调整了一下，所以问题不大。我觉得很难听，好像群众做一点官问题就不大了，这即是说这次整风不是为了整三大主义，另外这是看不起群众，认为群众有官做就不提意见了。应该说群众是因为看见错误害处太大，良心受不住不能不说而提意见。
从最近报上看，各处都有问题，问题在哪呢？有人说青年人跟着跑做乖孩子，老年人没主人翁感而把事情办坏了。我认为要看处于什么地位，是统治还是被统治地位，是主人还是奴隶地位。主人翁感老年人都有，谁都愿意把自己晚年贡献给教育事业。哪个老先生没有责任心呢？我不相信。问题是在于没有让他做主人。年轻人做乖孩子是谁使他这样呢？难道说今天青年没有五四时青年的正义感吗？问题是地位所使。留助教与否，升级与否，取决于谁？每个人的眼睛都雪亮，听话有好处，不听话则不是调走就是扣上落后的帽子，这是很伤人的，这一扣，政治、生活都完了，（我不知我是否被人家认为落后，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积极分子一切都好。积极与落后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听话”，要你把鹿说成马，说了就是听话，指鹿为马的事2000年以前有，今天仍有。组织上说门头沟的煤是白的，不说话的人是中间分子，说不是白的是落后分子，说是白的，这是听话。有人说党是父母，党员就是党，结论如何呢？张三、李四是党员，都愿意听这种话。旧社会拍马屁认为可耻，新社会拍马屁认为是靠拢组织，连升三级，也可以当上教务长，这是纯封建性的表现。“三害”都是封建的东西，这东西居然在我们组（教育学教研组）有人感到很好。这样把事办坏，谁负责任呢？党员负责。因为老年人不当家不应负责，青年人做乖孩子是形式迫使其听话。郭晋华为什么受重视呢？因为她听话，听话是决定因素，这是封建性的东西。服从组织是需要的，但这种听话是非马列主义的。
有人说过去那样做是对的，现在这样也是对的。我认为不对，人民民主专政早提出来了，过去五年来专政对敌人，都是否也对自己人了呢？斯大林过去是犯这错误。我们假若说过去没错，那好像是说过去没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那才叫主观主义。那就是过去违法乱纪是合法的，三害也是对的，这对运动开展是有害的，这是想拿“辩证法”掩盖错误。
我到师大六年了，写了一篇“六年间”，我原不打算拿出，是准备我死后再与人见面，使大家知道在伟大的时代中的黑暗。最近有记者问我要，在今天情况下，最近大概可以和大家见面，今天因没时间我只谈几点：
人大同志到师大，这是关键性问题，他们来时原师大同志们有些思想情况感到他们政治水平高但未免有些教条倾向，（不过没像今天报上所说，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大家对人大来的同志抱希望很大，想把教育学搞好。在一次欢迎会上一位老先生曾谈过知与行的问题，当时若能虚心来解决的话，何至会造成对实习庸俗化的理解，把附小搞掉，这是因为对教育问题未彻底解决，完全是无知。靠专家而不动脑子，这种提法被认为是捣乱，被整得不死不活很令人痛心。当时王焕勋同志认为自己是革命者，你们不是反动至少是落后者，自己是以征服者、统治者的身份到师大来的，把一个很详细的大纲往桌上一放，让人们都得按照这个讲，这叫什么学术？我当时说这样不如让一个人讲了再用录音机到各班一放就行了，还开什么课哪！这话说的未免有些失忠厚，是在气愤下说的。但今天看来是否对呢？我当时是希望好好讨论讨论。谁有意见或开讨论会就说服王主任来做结论，这像话吗？做学问不是做官，很多人虽然私下也说但当面不敢说，我忍不住，爱说，当时杨成章先生也说一些，我认为很合得来，他走时我很惋惜，这说明主观教条到什么程度，对中国教育事业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应该检查。特别是师大，人家外面都仰着脸看我们，教育系影响也很大。
学习苏联的问题：领导上提的是全面的，系统的……当时我真不愿提相反的意见，而怕这样受损失，提出“理智的理性的学习“，让我们孩子们积极学习而不要躺在专家身上，现在毛主席提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积极的学而不是教条的学，如果开动脑筋何至会在附小和实习问题上五年来造成损失，这叫教条主义也好，叫宗派主义也好。
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上也有偏差，几次会上我发言都被人认为受毒太深有偏袒，有人认为是否承认客观存在时唯心论或唯物论的标志。不承认客观存在是唯心论是反动的，这样一个公式套下来说杜威是不承认客观存在。其实杜威在一本书里说的很清楚，不管你是否承认，客观都是存在的，但千篇一律都否定它，全国批判杜威的文章是一个公式，包括朱启贤的那一篇东西，那一篇还算是有学术味道的。杜威是承认客观存在的，但他仍是主观的，为什么没人在这挖掘呢？只是按着教条甚至哲学字典来套，让人无法说，不说不行，说了又说我受毒深不能创造性的学习。资产阶级学术在前进，我们社会主义学术却往后退。这一点可怜得很，这几年我们党领导表现的是什么呢？说顽固、无知，是否可以呢？可以的。我这几年因说这些话被扣上大帽子引起了个人不愉快，这是小事，误了学术是大事。苏共二十大以前，有些同志不敢谈民主，一谈就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不知还有无资产阶级民主。党为民主奋斗了几十年，掌握了政权反而不敢让讲民主；他们不知道资产阶级不好，不在于民主，而在于民主是假的。
讲逻辑学统一律，如果违反统一律即偷换概念的错误，讲到这里最好举两方面例子，即敌人故意偷换和我们有时不自觉的违反。这才能引起重视，恰好我讲课时艾思奇曾在学习杂志发表一篇犯此错误的文章。毛主席让他作检查，就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我举了此例，闹得很不愉快，搞到校长和系主任那里，要考虑我是否能教课，说是影响了党的威信，这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严重到什么程度！当时我觉得我组织性差，后来想是领导教条主义太重。逻辑学发展很快，内容分量很大，清华、北大讲的也还不到世界水平，苏联以前否认形式逻辑，后来也只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我基本上按斯特罗果维奇的加上说明，并让学生参考两页金岳霖的书，这闹了大事，闹到校长、系主任那里。问题是一个助教提出的，说这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它过去多出唯心主义的书，书上有胡适的名字，领导也就认为这是问题，说明领导水平无知到这种程度。可怜啊！这样领导办学数量是有发展，但质量如何呢？教条主义到了如此程度，宗派主义到了如此程度，害了中国教育界，害了中国青年一代。
说旧社会教师不受尊敬，教师自己也不尊重自己。教师不算人，因为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伹学生提出问题，既然为统治阶级服务为何不受尊敬呢?还有“天地尊亲师”，为什么和亲排在一起呢？青年教师背教条，学生一问就无办法了。这种教条主义就娶要由王唤勋同志负责。
还有些事实设明比教条主义更低贱，有人问我是否被教育学教研组赶出来了，我说也是，也不是，只有苦笑，因为没有行政命令，但是有一种气氛。我在教育学教研组是个很被讨厌的人，有些老先生有涵养，虽然私下有意见但当面不说，我年青爱说，使领导同志脑火。黄济是我领导，一天早上课前五分钟黄告诉我，有专家，市委的人前来观摩我的课，我一听，来势不妙，这不是找问题吗？我原来准备按普希金，凯洛夫和我自己的东西结合讲，但这么一来我临时改变，照普希金的讲稿念，结果评议会上提很多意见，都是说明朱先生不懂马列主义、讲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学，我说：“我讲的可能有错误，不过是照念普希金的讲稿讲的”，大家很不好意思。这种事不只一次。如说世界是物质的，有人提意见说这是资产阶级学者的设法，只能说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但有一次何裼麟同志在报告会上也说世界是物质的，我看了一下给我提意见的同志，说明有些话党员说的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非党员说了对也是不对，简直没有客观是非。我的孩子叫朱光，为什么起这个名呢？因为我爱光明，几年来的黑暗面使我更渴望光明。这两年所造成的坏影响是什么？应谁负责？
有一次我讲校三的课，他们愿意把这门课从旁听课改为正式课，这说明学生有很高积极性，这是不容易的，我很高兴，也很费劲。头几个礼拜很好，后来突然出了问题，系主任给我个条子说学生提了意见。学生说是党的领导叫他提的，党的威信很高，当然就提了。说我上课吃糖，坐着讲、又加上前面所谈艾思奇例子，领导要考虑我是否能教课，我正想表示我吃糖不对，但有些问题讲的是对的，还没作解释就作了类似的决定，这是什么阴谋，什么陷害啊！到现在有些人搞死了，我之所以活到现在，命也!
有人不知情，觉得我还在教课，表面是这样，可也有很多问题。再谈谈肃反中问题：说是没作反革命处理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但斗争五次。曾给我留了一个助教，我要考他，当时便说我打击青年，算一大罪状。当时共提了81条罪状。对党从头打到底，头即指毛丰席，底是指那一个助教，校四提问题说我们说实践是真理标准，杜威也这样说，如何区分？我说我们中间有个环节不同，即是否和实践一致，学生说这是修改毛主席实践论。
有一次和几个青年一起吃饭谈超何锡麟同志是否是河南省人，有人说他不是，他爱人是河南人，这也成为错误，说我对何校长竟“直呼其名”。斗争我爱人时这也是个理由，斗争我时一再说是内部矛盾但要我交代在美国的活动，我不相信党的领导和领导小组不了解我在美国情况，我在那有什么活动呢，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反美蒋我为三个团体的总负责人。在美国受迫害被驱逐出境，在国民党时受迫害没饭吃，住在陶行知家，但到现在仍受迫害。肃反思想批判时有一次我征求王焕勋意见，他说可检查组织纪律性。会上我检查了组织性纪律性，但有人认为我大概应检查反革命事情，我说“我认为是检查组织性纪律性，因王焕勋也这样对我说”。但他一口否定。在斗争中我以宪法抗议说“还有宪法吗?无法无天。”有人就说： “你想死”！这是如何对待内部同志啊！希王焕勋同志想一下是如何认识这问题，我爱人在会上被逼问为什么嫁给我而不嫁给部队某个人，(她是部队转来的) 她说不喜欢，即扣她不爱解放军。要她交代我的罪恶活动，吓得她不敢接近我。不敢和我说话。还老追问她好像她来路不正。昨天有人讲党员校长可走私，而她按照正式手续来反而受怀疑，后把她调到山西，搞得夫妻离散，临走叫她退团，周总理报告知识分子问题后才调她回来。党的一个领导同志和张斧同志都一再说她是好同志，我为为何让她退团，他们说不知道；查来查去到现在也未查出结果，这是什么主义？简直是无法无天。对王焕勋同志我觉得他顽固脑子不灵活。另一同志，很聪明，却听说过去曾有五种反动头街，二十多年来是我们的统治者，今天仍继续让他迫害我们，使我恍然大悟匈牙利事件是因整了自己人而让反动统治的残余升官所致，想到我们，假若不整风，社会主义事业到那去，让这些人作威作福如何得了！想到这儿，真感到毛主席所说整风的必要性。沉痛啊！匈牙利还能有苏联出兵解决，我们国家如果那样，苏联出头也来不及。如果不整风，教育事业、社会主义事业都将被埋葬！对这样坏分子我们一定不让他在党内发生坏作用，这样整风才有意义。不然先烈流的血都白流了。(原载师大教学”117期)
来源：《“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