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２２日会议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周建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劭先、王昆仑，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严景耀，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
叶笃义说，他要从一件小事情来谈“拆墙”的问题。他说，毛主席、周总理讲话的时候，常说“同志们，朋友们”，不论是在政协作报告还是对机关干部讲话都是这样。很明显，同志们，是指在座的共产党员；朋友们，是指在座的党外人士。他认为可以把“朋友们”三个字取消，因为政协成员都是统一战线以内的人，机关干部又都是周总理的部下，称朋友，不确切。他说，“同志”二字，有两种解释。一是一个党之内的；没有相同的组织关系的，不是同志。另一种解释，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人。他说，“美国把我们称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我认为很对，因为在统一战线里的人，都是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的。他说，一年前，民主同盟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李维汉部长谈到，对民建会员称同志，民建会员很高兴；称同志，这是因为企业公私合营了，有了基础了。经过一年，社会有了更大的变化，党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时候，如果取消“朋友们”三个字，对党外人士会是很大的鼓舞。
严景耀发言中，提了三点意见，第一，希望加强对党员的统一战线教育。他说：好些基层同志反映：把统战部的“统战”二字拆开看是“上统下战”。他说，下面有些教授因为有顾虑，还是不敢鸣、放。有人反映：大学大鸣，中学中鸣，小学小鸣。还有人说：“在学术上敢争鸣，但是在思想上不敢争鸣。”有些中学教师反映：“大的”“小的”都有人管了，就是我们“中的”还没有人管。在上海有人说了三句话：“贯彻多，研究少；命令多，商量少；要求多，帮助少。”谈到这里，严景耀举例说：有一个学校，共产党员的副校长因事出差，学校出了这样的布告：“副校长因公出差，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根据以上情况，严景耀建议必须对下面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另外，严景耀也谈到：下面有些单位的统战工作搞得很好，因为共产党的支部能够和民主党派支部遇事商量，发挥了民主党派的作用。
严景耀说：我是民进的一分子，我很同意叶笃义的意见，把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合并起来。这四个党派都是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常常发生交叉，弄得群众很难应付，不知加入那个组织好。合起来，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大有好处，还可以让许多人解放出来做别的事。如果能够合并，可以叫“社会主义同盟”。
第二个意见是：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不属于政府机关和企业，也不属于党，对他们的待遇、提拔、培养，没有一定制度，许多人感到前途茫茫，不安心。值得注意。
第三个意见，他谈的是关于扩大民主制度的措施。他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工作，对政府的工作起了监督和推动作用，但还不够。因为他们视察的范围、时间、地区都有限。他建议在中央和各级地方人代会设立各种常设委员会，比如经济、卫生等委员会，吸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专家等参加，对各部的工作进行监督。
罗隆基发言说，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同时他还对外国记者说，他认为马寅初老先生顾虑太多。他不同意马寅初的意见，他说，在解放初期，许多老教授不能上课，经过学习提高，现在可以上课了。马寅初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助教因为教条主义太多，上不了课。其实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师经过整风，抛掉教条主义，提高自己，将来就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这正是辩证的发展，这正是整风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张奚若的意见。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象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第二，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他认为共产党组织是否发展太快了
第三，他认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领导党考虑的。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一千二百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他说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进党。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他认为上司太多，森工部“没法子有权”
第四、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计划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１９５６年是“全部的冒进”
第五、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他认为从１９５６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那个人的问题，也不是那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说的它的表现。这是把毛主席所说的“稳步前进”忘了的结果。
他首先对近来的“鸣”“放”情况表示了意见。他说：有两位外国记者最近问我：“你对目前“鸣”“放”的情况看法如何？”我对他说：近来“鸣”、“放”得很健康，虽然大家对共产党提了很多意见，但是并没有提出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见，同时这个“鸣”“放”又是根据共产党的整风指示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帮助党的整风。我还对他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马寅初提到：由于批评不当，在北京大学产生了不好响影，年轻教师讲的被认为是教条主义，上课有困难了。我说，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解放初期，许多老教授不能上课，后来学习提高，就可以授课了。整风嘛，就是要把教条主义整掉，目前有些青年教师讲的被人认为是教条主义，上课有困难，这说明了人们对教条主义是深恶痛绝的，这样对于整掉教条主义是很有帮助的，青年教师，经过这次整风，亦就提高了一步，将来的贡献就更大了。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合乎辩证规律的，马老的意见未免有些是过虑。罗隆基说：最近的“鸣”“放”情况，陈叔通先生引了两句古诗来形容，那就是：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罗隆基就接了下面两句：
“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
其次，他谈到顾虑与保证问题。他说：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它有关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他拥护这主张。他说，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1）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不致于没地方申诉。
（2）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许多大运动有了极大的成绩，但的确也有些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一些隔阂。但是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运动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划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3）在“鸣”“放”中，说没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放”与“鸣”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会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个仅是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
罗隆基在发言中说：希望领导党考虑一下，在发展党员工作上在某些方面是不是快了一些。共产党解放以来发展了七倍，一千万新党员是解放后发展的，新发展的党员，工人是好的，农民也是好的，在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是水平很高的。但也可能有一些不够水平。据说，有些新的党员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甚至有党员不相信社会主义。我并不是反对知识分子入党，这样的党员就会造成党群间的隔阂。隔阂从哪里来的呢？解放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的党员，虽然有许多是好的，但有些人没有老党员那样的有长期艰苦奋斗的革命功绩，在学术上又没有长期埋头钻研的成绩，他们进了党之后，站上了领导岗位，倘加上几分骄傲自满，非党的老知识分子就不服气，这就造成隔阂。所以我说，对党外知识分子，只要加强对他们的信任，就可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对考核入党的标准，似乎应该严些。
在解放初期有些打击别人抬高自由的人，被认为是进步分子，表面上表现“积极”，有时也混进党了，别人对这样的党员意见就大，这也造成了党与非党的隔阂。我是爱护共产党的，我们不愿党的声望受到丝毫损失。我特提出来请领导党考虑考虑。
罗隆基也谈到有职有权问题。他说，我在森林工业部是有职有权的，但是由于兼职多，实在管不了多少事。对于国家某些经济计划有主观主义的情况，罗隆基也作了批评。他说：部以上还是机关重重，约束种种。国务院有各办公室，各种委员会，党中央又有各种部。这些机构实际上都领导并且指挥国务院各部。计划都是由上面这些机构定的。定计划时不是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国务院的部后上面接受任务，再往下贯彻任务，完成任务。一个部长，尽管在部是有职有权，但由于上面机关重要，约束种种，他就陷于被动。也可以说有职无权。他说：森林工业部有一个计划司，这个司，对于全国森林资源掌握得不够，在编制计划的时候，只根据上面要多少木材，就决定到哪里哪里砍伐多少木材，这样的计划怎能不建筑在主观主义基础之上呢？
罗隆基还谈到几年来的建设工作是保守了呢，还是冒进了呢的问题。他说：1956年全国各项工作从上到下都冒进。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要赶急进入社会主义，不是一件容易事。如果不严格遵守毛主席提出的“稳步前进”的方针，那的确是容易出毛病的。我想现在有人把这一方针忘记了，他们往往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急得使人们忙得连思考的功夫都没有。更谈不到自由思考了。“三大主义”实在是从忙乱中制造出来的。隐步前进，多给负责工作者思考问题的时间，多给领导者实际考察工作的机会，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自然会减少了。
（原载五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