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姜弘系《长江文艺》编辑部理论组编辑。这个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是以右派“闯将”出现的，无论在他的文章中，或在他的发言中，都表现了他对党的刻骨的仇恨，他疯狂地对党的文艺方针、武汉市文艺界党的领导进行了恶毒的诽谤、谩骂和攻击。这里是根据作协武汉分会所提供的材料选编的一部分。]
沈沙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武汉的作家可以数得出几个人来：海默在武汉默默无闻，现在是全国有名的作家；孙峻菁是上海作协的副书记；李景萼(豫剧演员)谁重视她？为什么到北京上海受重视？这是为什么？还有苏中，在文工团时是准备送走的，现在是“人民文学”理论组编辑组长。姚雪垠何尝不是如此，在这儿整的不象话，党员干部还骂他是“老流氓”。
沈沙说剧院偷鸡摸狗。作协也是如此，钱不敢放，皮包也偷。道德品质败坏的人作协也有。问题在于领导，把这种人当成最好的干部，作为党的发展对象。两腿直立的动物还是团的宣教委员。
黑丁几年来只跟我谈过一次话。而对那种人是经常关心的。××的事情发生后，领导上说看错了人。他们是常常看错人的。讨论“工人文艺”问题时，李冰支持过我们，后来也说看错了。很有意思，这些话我不愿意谈，因为有个人情绪，偏激情绪向我逼来，我的修养不好，但并不因为我的个人情绪，问题就不存在。
《长江文艺》是有问题，编辑有自己的苦衷。沈沙说有些作品《长江文艺》不发，不好的倒发了，这是因为不得不发，因为“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结合中心”深入人心，所以认为不好的作品，象“爷爷一辈子”“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咬着牙发了。刊物上灰色平庸的作品很多，稳当。没有创造性，教条主义思想严重，学术探讨风气还没有开展。
发曾惇(原市委宣传部长，现任省委宣传部长——注)的“在八大光辉照耀下前进”，我是不想发的，但只敢提：“是否可以考虑不发。”不敢说坏和坚决不发，遇见有权有势的人物不敢说话，习性难改，还是不敢说。
《长江文艺》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严重，我又要说到李尔重。我与李尔重没有仇，但因为例子突出。例如“粮食”编辑部认为不好，但发了。我不相信领导看不出来，不是的。“扬子江边”是图解工作方法，有人说是写工作方法的。骆文说：“工作方法不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吗？为什么不可以写？”我不相信他这样认识，但他竟是这样说了。这样评论作品是从人出发，这不是客观的公正的来衡量作品，怎能叫人服气。
武汉市的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是和粗暴的作风结合在一起的。
武汉市有个突出特点是：把政治问题与艺术问题混同起来，这是过去的。现在把学术问题与个人问题联系在一起。
我现在还有顾虑，本来准备不谈的，现在忍不住谈了，说不定回去晚上睡不着觉，又后悔各种流言蜚语使人不愉快。有人不敢畅所欲言，怕把艺术问题牵扯到人事纠纷。
为什么各地报纸都在将武汉的军，说武汉“密云不雨”，会开的太多，“鸣放”是否深值得考虑。很多问题习惯了，同时也不敢鸣。第一次要你鸣放，后来就找一个小资产阶级典型，以后是否纠偏？乍春寒还是有的。要解决顾虑就要接触具体问题，如艺术为生产服务的问题，李蕤当年就对这个“为生产服务”的问题提出意见，当年支持这个方针的人，现在却说：“这很难说，当时的情况嘛！”将来是否又有新的情况，他们是懂得辩证法，会分析情况，而情况总是对他们有利。
谈诗歌传统问题有人谈，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就少，因为谈诗歌问题不扰是非。有框子——教条主义存在，我们就没有办法。现在应当谈具体问题。首先谈《长江日报》、《长江日报》副刊“学习”宣传教条主义起到很大作用。“浪花”(文艺副刊)太少。剧评影评象广告，高盛麟、李景萼发表了多少文章。歌剧院消息内容不尖锐。《长江日报》在文艺问题上没有力量，是道具。对文化局何其吝啬。《长江日报》总拿一些哼哼哈哈的文章没有意思。
编辑人员权力问题，过去编辑在处理稿件上权力不大，我过去认为《长江文艺》是编辑科，科长决定问题。这个情况不变，很难争鸣。
鸣不起来领导是关键。领导不放手，武汉市文艺界缺乏学术空气，一写东西个人主义帽子就来了，以为不务正业，由于学术研究少。所以现在鸣放拿不出东西来。过去有几人钻业务，几个人谈一谈就是小集团，弄得六亲不认，现在问题是要空气彻底改变。
武汉市的作家不少，但他们之中很多担任领导工作，这些人不是拿作品与你接触，而是拿局长、部长、院长。
应该提出问题来斗争，不要光喊“你们要放手哇”，“还有顾虑哇！”过去运动中的问题可以谈，但艺术思想上的问题不能不谈，不是我有仇我有冤，而是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有影响，为把文艺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团，谁还愿意谈呢。
有人问我为什么骂巴南冈不骂于黑丁，并不是因为巴南冈好欺，而是因为黑丁在顶头上，巴南冈在旁边。再则巴南冈接受意见还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