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几个方面的意见。
首先谈谈对省委文教部及前宣传部对文艺工作领导上的一些意见。几年来一个突出的感觉，省委在思想战线上，还没有把文艺工作放到一个应有的地位。其他方面我还不大清楚，从文学创作上，我尤其有这一突出的感觉。
思想工作主要问题是脱离实际。这里我愿提起几件往事。
文学研究及文学创作领域中的反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并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来之后，才开始了的。作为一种不好的偏向，是五三年全国二次文代会就提出来的。从全国来看，当时虽还没有去年以来的这种声势，但那是一个开端。在河南，我认为也就是自那时以来，党在领导文艺工作的脱离实际倾向更加突出的表现出来。
第一次省文代会，有思想分歧。表现为金伞同志的报告曾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在当时曾被估计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思想的冲突。这一部分是对的。因为当时全国二次文代会本有两方面的精神：反对公式主义（公式化、概念化）；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但省一次文代会在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时候，界限不明，连正确的部分也给反掉了，譬如题材的广泛性问题，艺术的娱乐目的问题。这就无论如何不能使人心服。
接着是〈不能走那条路〉出现之后的思想分歧。不可否认，〈不能走那条路〉出现后，当时的专业文学作者中有一部分人的对待态度是错误的，主要是同辈青年男女羡妒心理。但却也有人不是如此（譬如当时出现在河南的评论文章，就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而那个座谈会是界限不明的，是不分人分事，平均五十板子。这也曾使人不能心服。
就在这时有人说了这样愤激的话：“党不懂文艺。”假若像今天一样两点论，应该说，这是党外同志对我们的批评，它批评了我们有些文化文艺部门的同志对文艺业务不好好钻研。我们是应听的。但当时不是两点论，反而进一步把它夸大，说这是反党。这当然又使人不能服气，甚至感到心寒。
再接着是肃反。肃反中文联的工作是搞得比较稳的。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弄来一些捕风捉影的文艺界的一般社会关系材料，强迫人检查。这当然又不能使人心服。
于是党和非党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慢慢的打起了一道墙，出现了一条沟。
造成墙还有另一面的原因，今天只是提出了一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之后，本可解决，但从我的感觉，领导思想仍落后在实际的后边。
这里可以看看青年创作会议。
在去年春天作协二次理事扩大会上，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亦集中在反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
根据这样的精神，我们在省青年创作会议的计划中，提出了反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命令主义。
但直至会议前一天，文教部指出“写什么、怎么写”，而对公、教、命则不强调。
这曾使人茫然无所适从。
“写什么、怎么写”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是文艺上的根本问题。但是不是它可以成为任何文艺集会上都万古不变的话题呢？显然是不能够的。不同的情况，应有不同的内容。抽去了这一生活中的新鲜内容，任何好的理解都成硬壳。教条主义就是这样形成的。
因而，我建议，从领导上，检查一下思想落后于形势，是加强今后思想工作的关键。这是第一点意见。
其次，谈谈领导作风——也就是官僚主义问题。
我感到省委和各文艺单位中间也有一堵墙，这墙从工作作风上看，是往返不密切造成的。省直各文艺单位，可以说都在省委的眼皮了，但省委负责同志却很少到这些单位中来过。只有少数红娘，在传柬、递书。红娘，可谓劳苦矣，但上边的意图仍很难摸清，下情也不尽能上达。这中间偏听偏信之处，也就难免。
谈到这里，我感到我们行政机关的“衙门气”，不仅传到了学校，也传染了党委机关。譬如省委机关，在我想像中应该是这样的机关：“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时时都看到群众在那里作客，“座上客常满，杯中茶不空”。可是有些制度却使人望而生畏：门口有门岗（现在取消了），出入再三盘问，连电话号码也不给群众知道。中级干部进省委都要神情紧张，不要说一个普通的群众了。这样实际会堵塞了党和群众联系的道路。就文教部来说，除了各单位的行政干部外，真正做具体工作的文艺工作者，是很少能到那里作客的。而且过去确也没有让他们到那里作客的打算。我觉得这种风气不好，我们欢迎我们的部长同志到我们那里作客，我们也希望能听到文学工作者在文教部争论争论问题，谈谈天的声音。而且希望我们彼此都成为不速的客人。这样既可以少要一些红娘，也不会有墙了。
补充一句：我常常想，在城市中应该有两个地方最热闹，一个是公园，一个是党委机关。而且党委应和公园竞赛。
对省文化局，我也同样有这个意见。而文化局的“衙门气”要更重得多了。这是第二点意见。
我最后一个意见，想谈谈教条主义问题。
现在的教条主义，我感到有这样的特征：繁琐哲学的“头巾气"，加托官倚势的“衙门腔”，加抡板斧的“打手相”。
这是“官学”所必然造成的阴暗面。
我想讲个故事。“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曾有一席话，他描写古人做“举业”的心情：春秋时候以“言扬行举”做官，于是孔子只讲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汉以“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力正。唐以诗赋取士，故讲孔孟的话就没官做了，于是唐人都会作几句诗。朱重理学，所以程朱就讲理学。明以后以八股取士，就是夫子生而今，也要念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了，何也？就是日日讲那“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这是马二先生的“举业三昧”。
假若马二先生生在今天怎么样呢？他一定会说念几句马列主义了。而今天有没有马二先生呢？有，而且不少。历史上把这种人叫做“犬儒”，我们则托官倚势的教条主义者。当然教条主义者不尽是如此，而一部分却是如此。这种人当他没有“官”的时候，他就只会繁琐哲学的背几句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当他有“官”的时候，他就要摆出一幅托官倚势的“衙门腔”了；一但遇到什么可以“一显身手”的时候，他又可以拿出一副抡板斧的“打手相”来——我们通常称的所谓假积极分子或“勇敢分子”，就是如此。
看一看历史上的“官学”，也免不了有这一阴暗部分。如：先秦诸子，不是“官学”——是“一家之言”，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被独尊成了“官学”了，但先秦的儒学也随之死亡了。像董仲舒，可谓一代大儒，但董仲舒的儒学，实际是纵横家的交际手段，加上阴阳五行方士家的内容；儒学只剩一张皮了。先秦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仁人志士的胸襟，都丧失了。两汉几乎没有一个通儒，只有一些人在古籍的校订上作出了成绩。只有一个大学者叫王充，王充却是道家。直到唐韩昌黎出，才又看到先秦儒学的生命力来。为什么？因为那时儒学不是“官学”，“官学”是佛老。韩昌黎辟老辟佛，所以后人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当然，历史情况不能和今天相比，马列主义也决非儒学可比。但成为“官学”之后，也会相对的丧失它的生命力——或者叫做阴暗面吧。几年来思想呆滞，原因之一，会是在这里。
对这一点，我们也必两点论吧。
我说明这一点，不是说，不应把马列主义看成我国总的指导思想，只是说，要正反面都来看看。不要把复杂的学术问题简单化；不要把“犬儒”当“通人”；不要把托官倚势、趋炎附势之人，当成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允许人们批评。我们常说：“投革命的机，也是好的”。有一面对，但也有一面不对；这个投机，会给它带来投上机之后的作福作威。
教条主义不允许批判的情况下，就会发生这样的结果：真正有所持守的人，常常遭到冷落，甚或被视为毒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独憔悴的人，假若是由于不合乎教条主义的时宜，说不定他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呢。正是毛主席所说的，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也不会绝迹。而且是教条主义越盛的地方，也就越多的。
“香花与毒草其实难分”，也就在这里。因而我感到所以允许放毒草，所以开放唯心主义，它的更深刻的意义，就在这里。就像土改时所说的“富农站岗，中农睡觉”。决不是像有些同志所理解的：由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事做了，放放它们（指真正的毒草），好找个作战对手。而这种主张，却十分流行。
(栾星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据本人发言稿腾录，只改动了个别字的笔误及脱落。)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