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日子里，虽然是春天来得较迟的北京，也到处一片春光了。有一天上午，记者和一位朋友因事到北京大学。我们坐在汤用彤副校长的房里，汤老先生卧病经年，他斜倚在床栏上和我们谈着话。从窗子里望出去，这天是雨后新晴，一抹阳光，照着带雨盛开的桃花，反映室内，春光四壁。记者听着汤先生娓娓的谈话，望着窗外的景色，心里不住地想起这时候的南方——“闻道巴山里，春船正好行”。想着这时候的南方，一定是群莺乱飞，杂花生树了。可是，眼前的事实，汤先生的谈话，却又把记者从春天的冥想中拉了回来。有一位学者说得好：人的活动的事实比自然的景色更吸引人。在这些日子里，在知识分子中间，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包括诗人在内，关心自然的季序迟早的，恐怕是很少吧。因为大家都在为另一个季节——思想的季节，为一篇报告所激动。这篇报告，成了知识分子的共同的思想和生活的主题。大家在谈论，在为它而思索。有许多打算，有许多积蓄需要抒发，真是山泉滚滚，你无论走到哪里，团体集会，老友相逢，你都会听到这个话题，有一位先生看到这种景况，他引述了杜甫的两句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说这个话题所以如此吸引人，“所以如此之令人兴奋”，是因为“是时候”。去年提出这个方针，正是时候，今年毛主席的讲话，又正是时候。他几次用“正是时候!正是时候!”的叠句来加重他这个在他看来是一语道破的意见。是的——
清明节，雨晴天，
得意正当年。
确实正是时候，无论抒发怎样的意见，比如有的先生还有着春寒之感；有的先生说要放就大放，不要再有什么清规戒律，有的先生还希望更多的创造条件。无论抒发怎样的意见，大家都是一致拥护毛主席的讲话，热情向往这个方针的贯彻实行。从记者这些天来接触到的一些先生们的谈话看来，这位先生的“正是时候”的说法，确是说明了他的，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的内心的感怀，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希望，他们所以如此兴奋，笑语相告，热烈论争，自己想抒发意见，也想听听老朋友的高见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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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先生就是在和我们谈着这个话题。他说他的身体已经大好了，他已能读些书，每天都看报纸。他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4月10日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论)，非常兴奋。“很好，很好”。他说，“去年提出这个方针，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表示拥护。现在毛主席提出还要放，还要继续放手，我虽然不能出门，与外界接触较少，但有时老朋友来访，也在谈着这个问题，也同样兴奋”。他谈到报纸上反映的春暖与春寒之争，说知识分子是不无顾虑的，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至少很快便要成为过去的事了。他的看法，去年提出这个方针，对知识分子给了很大的鼓舞。鼓舞，就是解除知识分子的顾虑。今年，毛主席的讲话，是更大的鼓舞，那么，还有顾虑的，或者是由于种种原因引起了新的顾虑的，就可进一步把顾虑解除了。他以他自己为例——他写有一些关于哲学史的论文，早就有朋友劝他编为一集，交付出版，可是他有顾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过去，知识分子心里有顾虑，是不愿意说出来的，因为你说或是你表示有顾虑，“落后分子”的帽子就扣到你头上来了，非得超过自己的心愿和勇气突出地表示积极一番，这顶帽子是难望摔掉的。所以有什么事要推脱，总得找一个借口。“我也找到了一个借口”。汤先生想起过去的事，他笑了。他的借口是这些论文还得研究研究，这样便把这件事推脱过去了。自从去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才决计整理出版。他觉得，在学术上，在国家生活上，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出来，是无所用其顾虑的。
谈到所谓“顾虑”问题，有的先生是没有顾虑的，有的先生说“我们还有顾虑”，有的先生口里不谈，谈起的话，也说没有什么顾虑，其实心里是有顾虑。记者和一位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很有风趣地，对此作了生动的，在记者看来是比较深刻的分析。他说，毛主席的讲话，带来的是思想上的春天。去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提出，是春雷初动，接着几场霖雨，百草含芽，一片初春景象。而后由于种种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在有些人中间，有过一些思想的波动，好像春天很快便过去了。知识分子是敏感的，害怕伤风感冒，也容易患伤风感冒。今年毛主席的讲话，才真使人感到阳光普照，真正的春天来了。这个思想上的春天，不仅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它波澜壮阔，及于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就知识界来说，当然，感应是一致的，不过一致之中，又各有其不同的感应。“这是无怪其然的”。他说，他引述了蔼尔维修斯的这几句话：“我们看见小的、大的、直的、弯的橡树，但是没有看见和别的橡树绝对相同的橡树”。就同是橡树，对于季节的感应，基本上当然是一致的，而一致之中，当然也有其不同。何况在知识界来说，并不是橡树所可比拟，而是一片森林。一片森林，和风甘雨，冬去春来，难道在一致的感应之中会没有不同之点么。春天来了，草木茁长，广大的知识界对毛主席的讲话是欢喜的，欢迎的，热烈地拥护的。而有着不同的感受，也是自然的。
“为什么有些先生还有着顾虑呢?”对于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他说，“顾虑也不是一扫帚就可以扫除的。百花齐放，并不是一时一刻一齐开放，仍然有个先后次序，这是事物的差异，这存在于它们的胎胚里，也存在于它们的发展里，然而只要春天来了，百花终究是要开放的，树木终究是要长出绿叶子来的，前边说的一致之中的不同的感受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他听到有一位摩尔根学派的专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一直在犹疑，他认为“放一放”，然后便会“收一收”，结果不免是“整一整”。而“放一放”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整一整”。他的想法是“我又何必冒这个头呢”。直到这次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他才想到自己的想法是“错了，错了。”他说他是“既感且愧”。对于这种想法——这种“放”“收”“整”的顾虑，决不能拿它来资为谈助，“啊！居然还会有这种想法！”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是不对的，必须用严肃的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存在着这种想法，而且有着这种想法并不止一个两个人，而且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同时，在另一方面，不是也还有人确有“放一放”然后“整一整”的思想么，毛主席所批评的教条主义者不就是这样想的么。听说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有些地方的文联已把它作为指针，检查工作，可见是有它的代表性了。要是照着教条主义者的想法和作法，那各种顾虑便不是多余的，而是幸而有此一着，否则便要吃不了，兜着走了。知识分子要看的是事实，只有事实最能说服人。在“既感且愧”的心情中，才能渐次把顾虑扫除而奋勇有为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从来没有用压制的方法可以解决的，鼓励、事实的鼓励是最有力量的鼓励。
这位先生分析了顾虑的来由。他说顾虑之来，有外在的原因，有内在的原因。起先，当然是由于外在的原因所引起的，而后，当外在的原因减弱作用，那么，顾虑的存在便是内在的原因要负责了。在过去，知识分子怕“整”，而事实上是有着“整”的事实在。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谓此时也，此地也，“整”是有它的积极作用的，它的积极作用大过它所生的消极作用，这也是人所公认的。这里且不说它，但这个“整”产生的副作用，便是使知识分子存在着“顾虑”。这是说，知识分子的顾虑，起初是由于外在的原因引起的。去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接着，中央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再一次明确了要贯彻这个方针；今年，毛主席的讲话更是把话说得明白，不是要收，而是要放，不是放得够了，而是放得不够。这样一步又一步鼓舞知识分子，希望知识分子解除顾虑，而有些先生仍有顾虑的话，那就不是什么外在的原因，而是应当反求诸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领导方面还是要注意，要创造条件，可是，知识分子同样应当努力，只有自己才能解除自己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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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记者要记述一下另一位教授的意见。这位教授的意见：“放”与“鸣”在北京是没有问题的，北京得风气之先。自然季序的春天，北京比江南来得迟些，而思想上的春天，北京总是发轫之地，所以，问题在于地方。地方看北京，当然是合乎“规律”的。可是，看了之后又怎样呢?他说，西南有一位大学教授来到北京，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在这次会上，一些教授各抒己见，谈了一些问题。在北京的知识界看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会。可是这位来自西南地区的教授却感慨系之，说他在西南不但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也没有听到开过这样的会。可见地方的风气还有待开放。说到顾虑，地方的知识界可能顾虑更多些。春光普照，毛主席的声音当然会遍达全国，无论穷乡僻壤，春风当然都会要吹到的。“春风不度玉门关”，那是诗人一时的感怀，不会是事实。可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关键在于一层一层的领导，地方的领导应当不是等待春风，而是起积极作用，蔚成风气。不要使地方的知识界看见北京这么热闹，而地方呢，却有着“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之感。
对于这个意见，当时在座的一位先生说：“为什么地方的知识界要等待呢?这是地方的知识界和地方的领导共同的责任。春天来了，既然地方春天的气息不浓，为什么知识界要徒自怀着‘春归何处’之感，而没有仁人志士出而争取呢?”说到仁人志士之举，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一天，记者去访问一位教授，在他的客厅里，已经坐着几位先生在谈着这个话题。其中有一位先生说，他在一次集会上，听到一位教授说，要放就要大放，过去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给人的印象太深了，知识分子还有顾虑。对于这个意见，他说他是“不敢苟同”的。在座的一人问：“您把您的不敢苟同的意见在会上说了么?”他说：“我没有说。”“您为什么不说呢?”他笑着说：“我还没有学会斗争，在我身上，知识分子的余气未尽，我还要学习。”他的话引起了一片笑声。他说，这不是可笑的问题，要是笑，那是会心的笑，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习惯于堂下私议，而不习惯于抗声争论。要是抗声争论，“啊，你这个积极分子!”这个“啊”和过去“啊，你这个落后分子”的眼光，同样是“夏日可畏”。如何不畏，则尚待努力。所以，私下谈谈是可以的，至于指名道姓或面对面的论争，则尚有待也。
依照他的看法(他说这是“千秋公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提出，有它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是几年的建设事业的开展，而在思想方面的主要之点就是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使知识分子净身沐浴了一次，照了照镜子，面向马克思主义了。而总起来说就是“时间”。单说在思想基础上，要是没有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这个方针是提不出来的，提出来了也就会“不是时候”。说现在要放，意思之间，以前的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都是错了。“现在要放，为什么以前要进行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呢?既然以前进行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是对的，是正确的，为什么现在又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这个逻辑悬在空中是对的，把它放在地上，放在事实的天平上，它就不成为逻辑了。现在要放而且能放，就是说，有放的要求，而且有放的可能，正是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的功劳。没有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就是要放也不能放，没有放的条件，没有放的思想基础。没有春天，也就没有秋天。或者是：没有过去，也就没有现在。因果关系是要弄清楚的。诚哉，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产生过副作用，可是无论什么事情都难保其没有副作用。不能由于它产生过副作用，便否定它的积极的主要的作用。而且，它所产生的所谓副作用，是使知识分子有了顾虑，可是，知识分子本身也是要负责任的。这位先生笑着说，他的这个意见，是会引起有的先生，比如那位教授的反感的。不过，他认为，那位教授敢于在会上提出这个意见，说自己还有顾虑，就证明了他已经没有顾虑。他真有顾虑的话，是不会在集会上说的。这也说明了真正的春天已经来到了，不过，他对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还有反感而已。有不少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有过程度不同的反感，因为改造过程是一次痛苦的过程。可是时间会渐次把这些反感消除的。这位教授的反感，时间也会把它消除的。那时候他就会欢喜，达到大家一致的结论——其实他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结论，不过他因为欢喜而在冲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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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了——不过，关于“顾虑”问题，记者还要用一点篇幅来补述一下一位老教授的意见。
记者把有些先生们的意见告诉了这位老教授。这位老教授说，知识分子是在不断改造中。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是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知识分子说来也是改造，不过是不同方式的改造，是深入一步的改造。特别对教条主义是一次改造，所以，教条主义者叫起来了，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个过程中，问题总是会有的，意见也总是会有的。在我们这个时期——过渡时期，知识分子听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方面欢喜，一方面仍有顾虑，是很自然的。毛主席的讲话，对知识分子是很大的鼓舞，可以解除人们的许多顾虑。但是，有些顾虑，有些思想问题，只有在不断的改造中，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展中，慢慢地来解决。所以，“顾虑”问题，虽然不是大问题，仍然是一个问题，不能强调它，但也不可忽视它。
这位老教授认为，把思想改造的过程仅说成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还不够，它同时也是一个欢喜的过程。过去的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可以比作用热水洗疮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可比作女同志们生孩子，这中间有痛苦，但更多的则是快感和私心的欢喜。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叫叫是不可能的，让大家叫叫有好处，这不是痛苦的呼唤，而是衷心欢喜的呼唤。他说，说没有顾虑的，并不一定没有顾虑，说自己有顾虑的，并不一定有顾虑；默尔息乎的，也可能有些人没有什么顾虑，也可能有些人有很大的顾虑。这里有“认识”问题，还有人的“性格”问题。而知识分子的性格，也在不断改造中，知识分子，一方面不愿过于冒头，怕冒了头挨“整”，这就是所谓不愿“锋芒太露”。可是另一方面，又不愿落在后面，坐不了冷板凳；落在后面，是会有美人迟暮的伤感的，是会有牢骚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一般的性格，也就是知识分子有顾虑而又有所谓“反感”的原因之一。这个性格，是在不断的改造中的。事实，和事实所由形成的风气，会慢慢地解除知识分子的顾虑，连同改造知识分子的性格。使知识分子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实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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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要附注一下：作为一篇报纸上的报道，它是太长了。可是——
众鸟鸣茂林，
绿草延高冈。
从记者这些天来所听到一些先生们的意见，一鳞半爪的对“春天的感应”的探索，还只写出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只好留待下回了。
来源： 1957年4月18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