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开富，男，湖南长沙人，1913年生，职员成份，教授(本人)，美国硕士、博士、地理所研究员。中华地理志编辑部主任
你报自6月6日起，一连几天的社论都指责了某些言论，在我看来，有些指责是不正确的，是否要用这种方式提出指责，也还值得研究。
在动员大家提意见时，我们说过不少“言者无罪”一类的话。如果说，“指责言者”不是说“言者有罪”难道要宣判刑罚才算是说他“有罪”吗，我们既然让香花与毒草齐放，那么发现毒草时，有责任去证明这是毒草，有责任去连根拔掉，却不应不让它生出来，后一种做法徒然使大家无从比较良莠，无从辩出什么是毒草，无从警惕到自己队伍里插进了毒草。
如果认为毒草太多，多到拔不了，多到妨碍百花齐放，也就是国内的反动派影响仍然很大，还未到言论尽量自由的时候，那么我们开始是低估了敌方情势了，现在发现错误，就该赶快改变方针，再来一次肃反，然后再宣布言论尽量自由，这样做法，大家会一致拥护；使我发生毒草太多的想法也不是绝无根据，因为广州还有人放定时炸弹，北京还有人写匿名恐吓信，反过来，如果这种情况在开始时就估计到，也估计到目前大家的认识水平已经足够清除毒草，那就不必像6月9日人民日报那样，只给予“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以自由，而给予一切言论以绝对自由，也就是不必在鸣放之中，加上清规戒律，不是说过吗，唯心主义学说也让参加争鸣哩。
6月9日的社论还批判了“光说缺点，不说优点”的主张，有什么值得批判，难道整风时还希望别人歌功颂德，把功德“整”了去吗，对共产党提意见，不同于对它下结论；这些主张还要指责，我看到是社论所说的，要把大家的“嘴一下封住”了，既然这样，又何必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过火的而立论还算正确的言论，试问如何能与社论所指的“破坏性批评”区别出来？你报既然同意“大鸣之后，必须大争”，那么就让那些不正确的意见尽量提出来之后大家争论一番好了，如果只准提同一种意见，提出来之后，还“争”什么？在提意见时，别人阻止或批判不正确的意见是应当的，事实上已经不断有指责不正确的意见，如果共产党现在自己出来指责，我认为不是禁鸣，就是不虚心了。
罗开富 1957.6.10
我要修正的，是我六月十日写给人民日报的信和六月十五日小组发言中与该信相似的部分。
我主要的错误是“左右不分”，因而主张对一切言论都给予同样的自由，左右不分，就是敌我不分；弄到自己敌我不分的重要原因，包括：(1)不知章、罗、储等人的底细，没想到他们是一贯的右派分子；(2)思想水平不高，看不出“两院制”和“平反委员会”的反动性；(3)没警惕到这些人已经由毒草而变成毒树毒蛇毒虫，他们不仅伤花，还要伤害到人。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原因，我现在不是作检讨，也没深入挖根。
读了毛主席演讲全文之后，我更明确地知道：“自由不是绝对的”，例如，我们的自由，现在所享受的当然大于镇反以前的；等到走入完全社会主义社会时及共产主义社会时，自由的范围当然更扩大，因为社会成员的思想(与出身)逐渐提高了。自由的范围既然随条件而不同，那就不是绝对的了。
同志们对我的批驳中，有些我认为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你说这种款式好，我说那种好”的问题(例如，整风座谈应否公开，等等)，有些问题我自己没说得清楚(因此，我说再来肃反，别人听来，似乎就是再肃一次可以根据反革命分子的意见等等)。这些小问题，我这里不再谈了。由于我曾经“右倾”，我联想到下列问题。
关于“右派是否反动，是否敌人”，我的答复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1、我国已经踏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要提出要工人 阶级下台，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要使历史开倒车；开倒车就是反动。
2、共产党整风时，想乘机搞垮共产党，就是要把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就是要使社会不安，要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敌人。
3、要工人阶级下台，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就是取消社会主义制度，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标准，这都是敌人的想法。
右派的言论与行动，在全国各地都看到听到；对这种活动此时不予回击，很容易酿成“匈牙利事件”。因此，我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敌我的斗争；我们与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至于处理敌人，为什么不“关起来”，我的看法是：(1)社会愈安定，对反动分子的处理就可愈宽大；我们的社会，较肃反前安定多了；(2)愈能减少“动武”，愈能使敌我矛盾转化为内部矛盾，就愈能使社会安定。这种办法，对内对外是一样的。
不是吗？我们听到右派言论，有时会同情(葛、储及章乃器“不劳而获的收入”等言论除外)，听到右派的反驳，也觉到有理。左右都对，不是动摇是什么？动摇不是“两面性”是什么？反击右派之初，感到是“收”的时节，就是动摇的表现。比起工农大众一听到反动言论就群起而攻之，我们是多么钝呀！
工农大众是不会和右派分子交朋友的。只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都是两面性，都能成为右派的发展对象。然而知识分子可能是更好的对象，因为资本家经常与工人接触，经常受工人监督；我们知识分子不但没有工人来监督，而且有人来特殊“照顾”，愈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就照顾得愈周到。 我认为照顾周到的副作用，是容易使知识分子脱离工人队伍。再说一句，我希望这又是“杞人优天”的想法。
章乃器开口就说他不是反社会主义，又说他是压服不了的。罗隆基也矢口否认反动。章伯钧和储安平似乎比较有“自知之明”，不作同样的否认。的确，报上所说，很多对右派的批评，帽子也许多于说理，只有周总理的报告是事实多，说理多的。我们不论要化敌为友也好，要团结批评也好，都要使对方心悦诚服。
不过，辩认右派分子，不能尽尽以这次整风中，发出的一两句话为唯一根据。章、章、罗、储几个人，报上已揭出他们一贯的右派言行。即使章、罗两人能分别说明“两院制”与“平反委员会”的想法或动机没有反动性，可是“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路线，罗隆基这次返国后的鬼崇布置难道是正派的吗？“党天下”的说法，难道是符合事实，符合良心的吗？
章、章、储、罗能承认错误，反掉了自己的右派思想与行动，固然是我们欢迎的。在他们有这种表现之前，我们先以理说服他们，也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章乃器的言论，比较章伯钧与罗隆基的易于驳斥，章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不是剥削”，这等于说“地貌学是研究地壳外形的科学，而不是地理”；他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接下去就是要说：资产阶级也可以领导中国，不必一定要工人阶级来领导，不必一定要共产党来领导。后一句话，没有明白说出来而已。
没有一个右派分子会明白说出反共产党与反社会主义的；更没有挂牌自认的。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应当钻研一些理论，一方面识破右派言论，一方面据理反驳或说服右派分子。钻研理论，就不是工农大众的任务，而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任务。
罗开富 1957.6.29
6月5日出版的黑板报与当天贴出的壁报，对我都有启发。因此，再凑凑热闹来。
解放战争期间的“大灶小灶”等待的制度，在解放之后，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了，周总理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之后，这些制度更走向“片面化”，面向高层，而背向中级初级知识分子，举一个简单的例，本单位办公用的软底椅子只分配给高级中级人员，多余的椅子宁可搁在走廊里蒙尘，却不许初级人员使用；据说，这是“制度”，制度对于初级人员“赋予”一种抗硬性的体质；他们不接受这种赋予而不得不自己购买椅垫放在硬底椅子上面，倒可以；但让多余的软底椅子不致积压，却不可。
制度应当随着地点时间条件而不同，不是不能改变的，在经济方面，照顾低薪的人比照顾高薪的更为合理，工作上与日常生活上都是如此。
工友同志们要求多一点休息的时间，我们听到呼声了，是的，如果说本单位对于初级人员是使用多而培养少，那么对于勤杂人员我们大部分人都缺乏照顾的思想，如果想起工人阶级的伟大，我们自然会想到为了自己而不照顾工友同志是可耻的。
然而另一方面，我也听到一些勤杂人员不尊重初研人员的事情，本单位任何到过南京的人，都会感到南京勤杂人员的可敬可佩，可以说，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热情，工作效率，无一不超过北京方面的，不能认为：南京的老程老欧一生下来就远远超过北京的老三老张；应当认为：南京对于勤杂人员的帮助与教育，胜于北京的。
各地的社会风气，自然会影响到人，如何在北京环境之下去帮助勤杂人员，大家都不妨替领导同志想想办法，使勤杂人员进步得更快。
评级评薪的结果，看来很难使人人都满意。然而不能，因此而放弃改进制度的努力；最少，制度应改进到尽量使人满意。
现存的薪级制度，我认为最少存在着下列问题(也许不仅是本院的问题)：
(2)各种级别职别的规格与要求，不够明确，本院研究人员系统的职别，还有原则上的规定，但在晋级晋职运用“原则”时，各人的看法不同(自己的看法与领导的看法， 更易分歧)其他系统的职务要求，全无规定。
(3)评审的方式与办法，也没有明确规定，本院1953(抑或1954？)的公开级(群众评定，自己参加)是全院一致的，此后，评审的次数全院也许一致，而评审的范围与方式，各单位很有参差，宽紧既然不同，全院又没经过评比或协商。
如何评审得好，是最值得大家动动脑筋的，如果说，自己不参加评定就不易使人满意，那么自己参加的(例如本院第一此评级)，也有人不满意，能否考虑一下，比方说，群众提意见，领导参照核定，然后全院评比协商？
我相信，院方对这问题是尽量想做得好的，历次对于群众的意见或单位负责人的意见如有更改，都是出于善意的，可能有些更改经过协商有些好像没有协商，这就反映出不如有明了，对这个影响很大的问题，能否请领导广泛征求改进制度的意见，经过详细研究之后，再作出较密慎的制度？
另一方面，对我们自己来说，评到自己的薪级，就很难不发生偏高的愿望，稍不抑制，更会偏高到脱离实际，李亚农先生说过，有人会有这种想法：“工资少些不要紧，只是这口气可难服”这种想法，也是我们自己更警惕的。
罗开富 1957.6.5
儿童节上午，我所高级研究人员座谈会上发生了两次拒绝“旁听”的事情，第一次及时纠正了，第二次却没有，我是主张“纠正”的人之一，因为第二次没有纠正，我现在还引为憾事！
拒绝旁听就是说话要“保密”整风会上要保密，在号召党外人士参加整风声要严格分级，显然是违反原则的，这些现象发生在高研座谈会上，正好反映高级研究人员思想顾虑“转化”为“口放心收”，高级人员如此，那能希望初级人员鸣起来，的确，由于这种分级的观念，有些会上我自己未被邀参加时，我就不便也不愿出席了，如果人人如此，如果处处禁忌我看，我部的黑板报和墙报干脆停办好了。
我建议，在整风期间，任何整风座谈或讨论都一律公开，允许任何人随时旁听随时退出。
立场是观察事物的立足点；立足点不同，任何事物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说蒋帮卖国，他们可能认为我们把中国“卖”给了苏联，苏联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必然是拥护共产党，必然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在人民看来，或站在人民的立场看来，社会主义实行者样样都亲切可爱，在反动派或站在反人民的立场看来，社会主义实行着一切都可恨。
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立场，知识分子没有固定的阶级，所以时左时右，当他们没有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也就是没有从六亿人民的利益来观察国内问题时，往往无法分辨某些言论的是非，整风之初，不少人就这样被右派迷惑了或利用了，其实，两院制与平反委员会等“建议”明明是要改变共产党领导或改变我国目前社会体制的表示，这不是违反六亿人民的利益是什么？不是反动是什么？我自己曾经看不出这些“建议”的反动性，好些同志也如此辩论了好久而没得出结论。这都不能不说是没有站稳立场罢。
立场既然是分辨是非的基础，因而可以比作道德标准，道德标准不是短期可以养成的，也不是不需要斗争就可以养成的。尽管受过封建教育的人，一切想法都带有封建性，可是他的作风就未必符合封建道德，那些“外君子而内小人”的人，谁不受过相当的封建教育？同样道理，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人，也会成为该社会的败类，因为他没有主动地去接受社会主义道德。
改变立场或培养“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思想，不但要主动地去争取，而且要长期争取才能争得到来“为六亿人民利益着想”，谁也会说；这好像“个人服从整体”，谁也能接受，可是接触到具体问题时，有时甚至要把整体服从自己。同样道理，要把六亿人民利益贯彻到一切想法与看法，就非时时刻刻锻炼，非事事物物警惕不可，要不再受右派迷惑，也非培养工人阶级思想，非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不可。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