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本来没打算发言，听了许先生发言后，感触颇多，我也很担心鸣和放是否是一阵风，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谈谈我的看法吧，好多地方很可能是不对的，有错请大家指正。
解放后，医学界有二人事件：一个是学习苏联，一个是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我才回国时，看到这些东西很别扭，格格不入，思想上很不痛快。自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想谈又有顾虑，现在还是谈出来。首先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我认为在组织动员和团结科学家方面，党可以领导，而在科学本身，则应由科学家领导。苏联的医学，我觉得很片面。例如医学史，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科学家的成就都给一个正确的估价，比如门得列也夫，在讲到化学周期表时都讲到是他发现的。而在苏联呢？则说什么东西，都是苏联人发明的，这就很不好。因为首先就是不科学。过去我知道这些作法不对，但不说。其次，这对学生也起一个不好的影响。中国在过去盲目崇拜资本主义国家，今天我们不能又变为盲目崇拜苏联。这也说明了苏联的科学是有疑问的。在医学史方面，讲到生理学方面的神经中枢时，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提出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学说只不过是神经生理的一个片断，而在苏联，则医学上一切解释都用巴甫洛夫学说，这就不科学。实事也说明是不科学的，例如过去盛行组织疗法，也是假借巴甫洛夫学说。1952年我们学校曾有二、三篇论文，说什么组织疗法能治结核，毫无科学根据。这就不当。
第二点：是用政治力量来推行科学，这不是个好方法。可以鼓励大家学习苏联、学中医。可是过去谁对苏联医学有怀疑，就遭到批判。结果是可耻的赶时毛来了，形成说假话。用组织疗法来治肺结核，不经验证，就鼓励和提倡，这是一种政治领导科学的偏差。我校曾有教师要升级，把他们的论文拿来叫我看，那种论文，我认为要是作者的真正认识，那么就证明他不适于作科学研究工作；若是为了赶时毛说假话，那就是个错误。天津市有一个护士，用链梅素加奴佛加因封闭治疗甲状腺结核，而同时又用其它几种药混合去治，见效后，受到领导奖励，说是新发明，这也不科学，就是外行的华罗庚也提出意见，华罗庚说，几种药当中，可能有一种是有效，混合用，到底是那种药有效呢？而这在医学界却大家推崇，无人反对。
第三点是中医政策。我初回国时，王斌正受到批判，我认为好些东西在中医中是不科学的。它是危害医学，而不是丰富医学。例我院第二院郭院长和于维汉教授，他们公开就说中医好，而背地就说中医不应该学习，不愿意学，只愿了解一下。上海第二医院妇科大夫叶廷庆曾经好好的学了二年中医，以后他说中医是个古董。有个陈景云上校（军医）也说这么去学中医简直是胡闹。这么大量的搞，效果不是很好的。中医有些好东西埋没着，但好东西不多，短时间也搞不了，不要搞的似牛非马的。建议把出名的中西医，由他们集中在一起，好好研究学习。
另外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要正确判断是非敌我，过去常常扣帽子。内部矛盾应以预防为主。这首先要求党员不要有自大情绪，人要自大总要表现出来，这就影响了团结，我知道我是落后的，但是若有党员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落后的话，我就不会承认，不甘心承认这一点。有的党员作风不好，例在X光机问题上，党员之间争吵，一直打到市委，彼此不相信，不团结，流露本位主义等情绪。李院长竟可当着第一医院扯谎说第二医院X光机坏了。他们要说我落后，我不甘心。
西安市曾经到过一批罗马表，被一部分先听到消息的干部一抢而光。在我市也出现过专卖给高级干部的高级货色的情况。去年儿童节，我和我的小孩去乘儿童火车，我发现有票的，都是市内领导干部的孩子。
最近我去看京剧，见到一个工人在前排请一个市委的干部给让个座位，市委这一干部的态度，比百万富翁对穷苦人众的态度强不了什么，若这样自满下去，是很危险的。应该看到过去统治阶级所以垮台，就是因为他们脱离群众，不要变成像过去统治阶级那样。
对党外人士的行政权，也不够尊重。我是负责二院外科工作的，但科内人员调动，我都不知道，经抗议以后，每次调动，就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我是“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为什么不能事先协商一下呢？最近有二个人出去进修，也没有同我商量，就走了。我一问，才知道去北京协和去进修去了，为什么就不能同我商议一下呢？向外调入，是什么人给他作的技术鉴定呢？这应该说，我对他们的技术最了解了。但我不知道是谁给他们作的技术鉴定。这一切东西，都使我担心许先生的话，“鸣”和“放”是否是一阵风。
提两点建议：
1、应该把人民的地位，提到党以上的地位。院领导说，学校的事业，是党的事业，我说这是人民的事业，若说是党的事业，就应该说是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的事业，否则使非党干部积极性受打击，使党员增长了自高自大情绪。
2、要刷新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我看党的这一武器是生锈了。去年我院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后，曾让他搬家，他说：“我不管那些，我一定搬到校内来，先住了再说，必要时再检讨”整党时，希望对这些情况好好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