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右派猖狂向党进攻、黑云乱翻之际，石天河认为时机已到，抛出了这份恶毒的万言书。在这份万言书里，石天河大肆造谣和歪曲事实，疯狂地诋毁和攻击党的组织与领导干部，妄图煽起熊熊大火，逼党“下台”。这份万言书，石天河寄给流沙河，要流在省市文艺界座谈会上宣读。流沙河认为这是一颗“氢弹”，害怕爆炸之后，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因而压了下来。】①
“山中凡七日，世上几千年。”我在峨眉山上过了七天，下得山来，一看四川日报，发觉世道已经大变了。四川日报——这张为官僚主义分子伍陵所暂时把持，因而一度丧失党性，作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护符的报纸，居然也在大势所趋之下，登出了一些反对三大主义的意见来了。这倒是很有趣，而且多少有点令人兴奋的事。我看那座谈会的记录里面，有的同志在为我叫屈，有的同志说，应该把我叫回成都，参加座谈会，让我发言。我想，我本来就是因为平日里爱发点言，才被三大主义逼上峨眉山的，如今却又要回成都去发言，未免有点和路费开玩笑；而且，估量四川的三大主义根子，也不是这一次和风细雨的整风，能够搞干净的，何必急急忙忙一股热劲地跑回成都呢？写个书面发言，尽到帮助党整风的责任，也许是合适的。
一部二十四史，究竟从哪里说起呢？我只好拣最切近的来说，陈年老账，有人怕翻，也就不翻算了。最切近的，当然就是这次《草木篇》事件中，我所受到的无理迫害。这里，我得特别说明一下，我是尊重儒家正统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在文联的座谈会上，有的同志说我挨了“斗争”，有的同志还说成是受了“批评”，这“斗争”和“批评”，都是不恰当的名词，恰当的是这四个字：“无理迫害”。川大的张默生先生说，听说石天河也受了严厉处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其实，岂止张默生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这个原因，也许只有李亚群副部长和李累之流，才能说出来或捏造出来，在他们圈子以外的人，只看见我因为坚持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便受到了无理迫害的这个事实。
《星星》诗刊，在一月份创刊，我是主要编辑人之一，创刊之前，我拟了一个“稿约”，创刊之后，我负责编辑了一二两期，写了两篇“编后草”；第一期上，发表了《吻》和《草木篇》；第二期的“编后草”里面，我提出了抒情诗要“七弦交响”的文学主张。这便是我担任《星星》编辑工作的全部“罪状”。还有呢，就是在四川日报上出现了一篇题目叫什么《死鼠乱抛》的批评以后，我写了一篇叫《诗与教条》的反批评文章，就是这篇文章，几乎惹来了杀身之祸。（正确点说，是可能诛及相识者的“瓜蔓抄”。）
开初，那篇《死鼠乱抛》的批评，还并没有提到《草木篇》，只是就《吻》这样的诗，对刊物编者和诗的作者，加了一系列的罪名，并且，惠予了“花花公子”、“破铜烂铁的批发者”等等谩骂。我当时，还并没有警觉到，这就是对《星星》进行围剿的第一炮。所以，一气之下，当晚就写了一篇反批评。主要的，也只是为《星星》的编辑方针辩护，反对“冻结”情诗的主张。这篇文章，投到四川日报，四川日报没有发表；同时写反批评文章的，还有好几个人，这几个人的文章，也都没有发表。（这里，附带提一提，我希望四川日报编辑部，把当时压住没有发表的反批评文章的篇数，统计一下，公诸报端，向大家作个交代，到底是压了几十篇还是几百篇。）隔了几天，伍陵派人把我和流沙河、储一天，找到四川日报编辑部的总编辑办公室里谈话。我记得，那天，伍陵嬉皮笑脸的坐在太师椅上，吞吞吐吐地劝我们不要碰“春生”这个人。当时，我们已经听说过“春生”就是李亚群副部长，而且，报纸上的围剿形式，也愈来愈明显了，对《草木篇》的批评，突然把文艺批评转变为政治斗争形式，刮大风的运动形式。这对一个初生的刊物，当然是极为不利的。我当时想，刊物是我编的，我应该对党对人民负责，即使我个人挨整，也必须争取把反批评文章发出去，使读者心中有数，保全刊物。于是，我在四川日报退稿（没有退原稿，是退的排成了铅字的小样。这一点，我到现在才明白，四川日报是把它当成反动文件印发出去了的，所以排成了铅字。）以后，便向文联常副主席谈，要把反批评文章在《星星》上发表。常副主席先是同意的，后来，大概是在李亚群副部长和李累“上压下顶”的情况下，作不了主，便不准我发了。而这时候，宗派主义暗害分子李累，已经在文联里里外外作好了进行大规模迫害的准备工作，先布置了青年团内的斗争会，拿流沙河、储一天开刀，迫使人昧着良心说话，把流沙河、储一天等人，说成是受我指使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把我写的“稿约”，说成是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我写的反批评文章，说成是反党；把我在学习会上，以及平日在朋友家、在电影院门口说的只言片语，都改头换面，加油加酱的做成一份份的“反革命罪行”材料；一句话，捕风捉影地罗致成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企图致我于死地。李累煞费苦心地进行组织工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张处长“大驾亲征”，文联大张旗鼓地用“机关大会”的形式，整天整天地停止一切工作来对我进行迫害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发展到了最疯狂的程度。
应该分别一下，李亚群副部长的宗派主义，是和李累的宗派主义有所不同的。李亚群副部长是从他教条主义的认识出发，产生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排斥异端的宗派主义情绪，认为唯有我是保卫党的利益，唯有我是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我是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我有责任来改造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等等，把自己当作唯一正确地认识了党的文艺方针的聪明人，把自己派作唯一正确地解释党的文艺方针的权威者。当然，我可以相信，在他的主观上，确实是“忠心耿耿”的为党着想较多，为维护自己个人威信的想法虽然不免，毕竟还较少；而硬要害死一批无辜者的心，则原本是没有的。李累就不同了，李累的宗派主义，是从他个人的野心出发，他想把文联造成他个人的“山头”、“家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对我进行置之死地的迫害，主要是由于他个人对我十分仇视。他早就不以同志看待我，把我看作眼中钉。因为，他吹嘘的“杰作”，曾经被我率直地提出过批评；他写的没有多大意义的杂文，在《草地》上用黑字标题刊出，曾经被我指责过；川大陈志宪教授关于《牡丹亭》的讲演稿，我要在《草地》上发，他不要发，争执的结果，常副主席支持我的意见，他觉得坍了他的台，损害了他的威信；他对文艺工作的错误的见解，我敢于当面顶撞他；他在文联内部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的宗派作风，我曾经向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公开揭露。就是这样，他恨我入骨。他常常存在着一种仇视异己的情绪，摆出一副“朕即是党”的皇帝面孔，只乐于别人高呼“李累万岁！”不愿听一点批评指摘的意见。他的宗派主义，不止是思想认识的问题，而且是革命品质的问题，所以，他的宗派主义作风，会发展到对我进行政治暗害的程度。
这一次的迫害，对我，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仅仅因为李累们掌握的“罪证”不足，没有逮捕，也没有实行吊打，只在大会后给我“停职”处分，和进行了一些搜查信件的紧急措施。但李累和他的爪牙席向、傅仇、陈欣等人，是进行过许多罪恶活动的，他们到处造谣诬蔑，破坏我的名誉，破坏我和一些文学界朋友的友谊，几乎凡是和我有过一面之缘的人，都成了他们侦探的对象。
现在想起来，经住了这一次迫害，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开机关大会的时候，我毫无思想准备，只以为是大家把问题摊开来说，没有想到会对我进行这样残酷的迫害，一直到开会前几分钟，我还在想：“大概我自己确实有很多严重的缺点、错误，有时又乱说了一些牢骚话，是应该认真检讨检讨的。”可是，一开会，听了那些谩骂、诬蔑，我看出这是政治暗害，我决不能检讨，而且，我知道，我在最主要的方面，在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上，是没有错的。当时，我面对着这一场迫害，心里想着：“这是真理的受难。”所以，叫嚣愈凶，谩骂愈厉害，诬蔑愈恶毒，编造的“罪状”愈荒唐，我便愈加发觉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了：“这确实是三大主义势力，对贯彻党中央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决抗拒，所以，对要求贯彻、执行贯彻的人，要进行这样残酷的迫害。”当时，我望着壁上的毛主席相②，心里默默的念着：“毛主席，你看他们这样倒行逆施，会不会把党，陷入到危险的孤立地位去呢？”在第一次的大会上，我曾经这样地提醒过那些热中于对我进行迫害的人，我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别的，是中下层的领导干部，对党中央方针的抵触情绪，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贯彻执行！”我说：“对《吻》和《草木篇》，以及《星星》上发表的任何一篇作品，都可以批评，但批评，就应该实事求是，应该容许反批评；现在是由粗暴的批评，进一步发展到压制反批评，又进一步而成为人身攻击、个人迫害。”我还在会上，揭露了李累等人的趁火打劫，进行政治暗害的企图。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的这些话，一点也没有使热昏的头脑清醒起来。段可情副主席，以民主人士、“五四”老人，而且是文联副主席的地位，提出“文联内部民主空气不够”的意见，也没有引起重视。在那样的会上，凡是天良没有完全丧尽的人，所说的话，都被认为火力不足，立场不稳。我为我自己的冤屈伤心，但我更为党的事业痛心。
一次大会，我没有检讨，散会以后，我有点动摇：“好汉不吃眼前亏！检讨一下算了吧！”但马上就觉得这种想法不对，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生死荣辱问题，这是关系党的文艺方针，关系文学艺术命运的问题，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作为一个受过共产党长期教育的文艺工作者，作为屈原和鲁迅等伟大先行者的后辈，我决不应该在非正义的暴力面前屈服，决不应该有苟且偷生、消极自全的思想，宁可把我的一腔热血，洒在文艺的祭坛之前，宁可让暗害分子把我投入“莫须有”的冤狱，我必须以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坚持反迫害的斗争，坚持党的文艺方针不被歪曲。我对党中央，是有坚强信念的，我相信，党中央如果知道了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一定会弄清是非，弄个水落石出的。我把《四川日报》退回的，我的反批评文章的小样，寄给了《人民日报》。（但《人民日报》一直到现在，既未退稿，也未作其他处理，不知何故。）同时，我把我近年来所写的理论文章、作品，捆成一小扎，预写了一篇“申冤书”，委托了一位私感较深的同志，请他在听到我被捕的消息后，就寄给党中央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又秘密嘱咐我的哥哥，万一我被捕了，绝不可以让我的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另外，又托付另一位同志，万一我被捕了，就请他从外地按月以我的名义，写封信给我母亲，寄点钱给她，使她相信我确实是“出差”在外。这样，我把一切短期入狱的准备都作好了以后，心里就比较平实了。所以，在第二个星期的“机关大会”上，我的态度就坚强些了。我警告暗害分子：“对于这样的所谓斗争会，我将要向上级党委和党中央控告！”大概，文联有些同志，头脑还是清醒了些，暗害分子也知道，这种暗害，毕竟是见不得天的勾当，要害死我，还必须准备更多“罪证”。大会没有继续开下去，宣布了给我“停职”处分。李累则趁此机会，派遣陈欣、李伍丁等，到外地去继续搜集我的“罪证”，准备进一步迫害。
这些事情，文联外面的人，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大家只看见流沙河因为《草木篇》而挨了明整，没有谁知道我在挨黑整。甚至，我还接到一些不相识的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来信，有的在信里面骂我：“石天河，我们今天才看出了你的庐山真面目，你平日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反教条主义’呀呀呀……的文章，自欺欺人，‘俨然装作娇模样’，嘿，老兄，原来你也不过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小人哉！石天河也！嘻！教条主义真正横行之时，老兄躲到厕所里——不，裤裆里去了，哎哟哟，马克思主义者，此之谓乎？……”（原文如此。）我接到这样的信，心如刀绞，只好含着眼泪把它烧掉。说什么呢？如果是解放前，知识分子受迫害，那是必然的，但我作梦也想不到，解放八年后，我还要受这样暗无天日的迫害。
幸而，毛主席的报告来得快，我“停职”才两个月，暗害分子的“罪证”材料，还没有完全编造好，所以，现在沉冤大白了。现在，虽然三大主义势力，依然存在，依然保持得完好无恙，估量在和风细雨之下，也难于拔掉它的根子，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党内大部分人，会要清醒起来，今后，三大主义不可能再为所欲为了。
以上这些话，只是把四川地区三大主义猖獗的真实情况，简单地揭露一下。下面，谈几点我对党整风的意见：
第一，要改变“杜塞言路，粉饰太平”的状态。从前，在革命还没有胜利的时候，党员很容易接受群众的意见，这是一种美德、优良传统，应该继续发扬，不应该把它丢得一干二净。现在，恐怕有不少的党员，已经变样了，他们产生了一种骄傲自满，甚至骄横自是的情绪，干甚么都是一意孤行，不和任何人打商量；只喜欢听好话，歌功颂德和无原则的捧场，被看作是党的热情的拥护者；听到一声“反对”，或是一句不满意的话，便当作是不祥的乌鸦，拿起鸟枪就打。文联的李累，可以不必去说他了。李友欣，也是这样的。前些时，段可情副主席写过一篇短文，里面谈到教条主义棍子式批评妨碍创作等等，文章里面，仅仅只有个别字句，流露了一些出于义愤的偏激情绪。李友欣马上写了一篇反驳文章，态度很严厉，文句很尖刻，我当时一再劝他不要发表，应该多考虑教条主义存在的这个事实，应该尊重段副主席的意见。他虽然把语气修改得“缓和”了一些，还是发了。试想，一个文联副主席，文艺界的老前辈，他的意见，尚且这样的不被尊重，你眼里还有谁呢？你耳朵里还有什么话可以装得进去呢？别的人，谁还敢说什么“有意见”的话呢？在一片“拥护！”“拥护！”声中，“太平景象”虽说是做出来了，但究竟于工作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党员，从来不想一想：今非昔比！环境已经不同了。解放前，人们说“拥护共产党”，那是难能可贵的，因为，那时候，说这样话的人，是很容易被斫掉脑袋瓜的；今天，说这样的话，容易得多了，一张口就可以说出来。今天，难得的是，非党人士能够时刻注意党工作中的弱点和缺点，及时指出来，帮助党来克服它。这在实际上，是比拥护党的口号，更有益的。（当然，我绝不是说，今天不需要人喊拥护党的口号，只是说，比较起来，意见比口号要有用些。而且，还应该提防，有个别的人，他口里喊着好听的口号，表示那“感恩非浅”的态度，心里却是有他的小打算，有他的个人目的，做作出来的。这，虽是极少数的、个别的现象，但爱听奉承话的党员同志，是很容易上当的。）“杜塞言路，粉饰太平”的结果，就会要弄得自己“耳聋目瞆”和“得意忘形”，就会要使得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继续地潜滋暗长，甚至加速度的发展。李友欣从北京开了编辑会议回来，没有带回一点北京的民主作风，只学到了一条，叫“主编有决定权”。这个“决定权”，本来应该是建立在发扬民主、自由争论的基础上的，到了他手里，却变成了一个“我说了算数”的“专断权”了。正因为这样，所以发展到后来，他愈加主观武断，骄横自是，在批评《草木篇》时，表现了极粗暴的打手态度；在处理文联内部矛盾中，表现了极恶劣的军阀作风；把文联弄得很多人都噤若寒蝉，他要负很大的责任。我认为，像这样的人，应该好好整一下。此外，文联的人事科长李彬，把平日向领导提过一些意见的人，简单地看成是“和组织闹对立”，虽然是因为她不懂业务，不容易分清是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原谅她一些，但也应该在整风中，进行一次深刻的教育。今后文联必须广开言路，博采众议，真正树立起民主风气。
第二，要改变“高高在上，威镇八方”的状态。这就是指的一种官僚主义作风和自命权威的思想。这种精神状态，存在在某些担任高级领导工作的同志身上，最为可怕。平日里，这样的同志，很难得和被领导者见面，谈知心话，因而，也就无从了解被领导者的思想情况，正襟危坐在办公室里，完全靠听工作汇报来了解问题；他的头脑，自自然然的要被手下的几个工作员所影响和支配，或者是为他所心爱的、认为可以完全依靠的个别党员干部所影响和支配。又因为自己党龄长、地位高、资格老、经验多……等等，便模模糊糊有意无意的把自己封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或者以为自己真是“一通百通”的万能居士、常胜将军、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因此，事大事小，不经过仔细的调查，审慎的研究，就在偏听偏信的基础上，对问题作出轻率的判断。而一经判断以后，便马上采取行动，即或发现了有偏差、有错误，但为了维护自己“威镇八方”的局面，很不愿意公开认错，多半是“将错就错”，错到十分厉害，也只想在若干年后去当作“历史经验”总结算了。这种工作作风，我觉得在李亚群副部长身上，存在得十分严重。李亚群副部长，不是一个吃闲饭不管事的人，这一点，是很好的，他时常注意党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注意党的文艺方针的贯彻情况，我确实相信，在他主观上，他是想“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文艺界的同志，在开初对李亚群副部长，是存在着很大希望的，很欢喜他参加各种座谈会，发表有指导性的意见，很欢喜他过问文艺工作。但是，李亚群副部长，“老”气太重了，说话常常不留下研究讨论和实践证明的余地。他对川剧改革（包括音乐改革）的某些片面意见，是没有深入研究，没有多听群众意见的结果；对文联文艺思想的了解，也仅仅是从参加了几个会和听听汇报得来；对党中央的文艺方针，自己体会错了，因而造成了《星星》编辑部要“放”，而省委宣传部要“收”的矛盾。最近，李亚群副部长在省文联座谈会上，对这些作了检讨，这说明他党性犹存，并没有从根子上腐朽，是值得欢迎，值得学习的。但是，我觉得，还应该弄明确，对《草木篇》和《吻》的批评，主要的，并不是方式方法上的错误，而是对党中央的方针认识的错误。如果李亚群副部长，平日不是“高高在上、威镇八方”，而是了解群众心理，了解文艺工作者要求大鸣大放的情绪，而且，不把自己对党的方针的错误认识，当作唯一正确的认识，那么，这一次的事件，便不会发生；对《草木篇》和《吻》的批评，便会采取和风细雨、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态度；对我这样的有很多严重缺点的编辑，也断断不会采取迫害，而会采取指导、教育的态度。这一方面，我其所以特别提出李亚群副部长来谈，并不是说别的领导同志身上，便没有这种“高高在上，威镇八方”的习气。我看，这种习气，在四川恐怕还是相当普遍的。我甚至怀疑省委第一书记，党中央委员李井泉同志，是否也沾有这种习气。在省文联开我的大会的期间，我曾经想要面见李大章同志，申诉我的冤枉，后来，常苏民副主席告诉我，说大章同志到北京开会去了，只井泉同志在。我想，当时四川日报上那样雷霆万钧似的围剿，难道省委第一书记一点也没有注意吗？我猜想（不一定对），那是李井泉同志点头认可了的。所以，这种“高高在上、威镇八方”的思想作风，如果是存在于高级领导同志的身上，那无论是谁，都必须坚决整掉。因为这是关系党的事业、关系人的死活、可以使得“一人点头、十人丧命”的最使人害怕的一种坏东西。
第三，要改变“阶级兄弟、混沌一气”的状态。这是指的党内的民主不能发挥、思想斗争不能展开、自由主义非常浓厚的现象。我可以直截了当的举两个例子来说：比如对《星星》诗刊创刊号的估价来说，省委宣传部明朗副部长的估价，就和李亚群副部长的估价不同得多，并没有像李亚群副部长那样否定一切。那么，这两种不同的估价，是否在省委宣传部的会议桌上碰过头呢？是否进行过争论呢？我相信，如果在两位副部长之间，不存在着自由主义，而能够互相批评、互相监督的话，对《草木篇》问题的处理，情况便会要好得多。又如：文联内部，常苏民副主席，是党在文联的负责同志，他对我的思想情绪、文学见解、工作态度以及品质、修养上的缺点、错误等等，了解得比任何人都多，如果像李累、席向、傅仇那样，听到我说过一句“反对苏联文艺理论中的教条主义”，便说成是“反苏思想”，把平日说的只言片语的牢骚话，都编造成“反革命罪证”；那么，常苏民同志知道的这种“反革命罪证”，至少比他们多一百倍，而且，不是道听途说和探访得来，而是我亲口向他说的。我真觉得奇怪，我平日向常苏民同志谈过的那些话，为什么在我甚至是连吵带骂地和他谈的时候，他也并没有认为是“反革命”的；而一到李累等，从别人那里，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地打听来以后，就成为了“罪证”。同时，在文联，过去和我相处较久的李友欣，对我的为人，多少总比李累知道得多些。白航和我一起编《星星》诗刊，我从开头第一天起，是怎样的在工作，是在什么情况、什么动机下写了反批评文章，他都知道得很清楚。可是，事情会搞得这样奇怪：一旦李亚群副部长说是“死鼠乱抛”，一旦李累说《草木篇》是《野百合花》，一旦他们主观肯定了文联有“反革命集团”存在，情况就大变了；这些了解真实情况的同志，都不敢表示自己的意见，都被李亚群副部长和李累的声势吓哑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对这件事情，党内明明也有意见分歧，有矛盾，但是，平日不能摊开来说，怕伤和气，临到发生了事情，本来是心里有数的同志，也不敢据理力争。表现出来，就是“混沌一气”。这种所谓“党内意见一致”，实际上是一种假象；是一种使党内矛盾加深的作法，是一种压缩党内民主，强求一致的作法。这种作法，在平常小问题的处理上，坏处还不明显，因为，问题小，也许还有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对过于执③式的作风提出批评；但一遇到重大问题，一遇到李累这样的执意要制造一个“反革命集团”，执意要害死一批人的所谓“政治问题”，那么，党组织的其他成员，便很容易因受到迷惑，而屈从这一个人的这种最恶劣的企图，使整个党组织陷入错误。李累就正是利用了党内民主不足的这一弱点，以“政治问题，党内不容许有意见分歧”的原则，而迫使党组织屈从了他的罪恶目的。而省委宣传部处理这样重大的“人命关天”的问题，不在党内发扬民主，讨论研究，却只信任了一个李累，也是由于主观上先肯定了这是“政治问题”，“党内不容许有意见分歧”，才搞成这样的。要不然，即使李友欣、白航这样的党员“斗争性不强”、“立场不稳”，不及李累可靠，难道常苏民这样一二十年的老党员，也不及李累可靠吗？这种平日一团和气，临事又强求一致的作法，到底是不是能加强党内团结，使党组织真正的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呢？在文联开我的大会的时候，我深深的体会到：常苏民、李友欣、白航，在对我的态度上，是非常矛盾、非常为难的。李友欣虽然骄横自是，可是天良未丧，明明看出这是李累在陷害我，但口里还是不得不说些话来向我提意见；白航和别的同志谈话中，也谈出过李累不怀好意的真心话，但到开会时，却只好检讨自己没有注意作好《星星》的工作，别的便不敢说了；常苏民副主席是最为难的，在整个事件演变过程中，他的职位，迫使他作了开我的大会的主持人，他的良心，却又迫使他不能不想方设计来保护我。还有省委宣传部的张处长，他在会上说了一些要对我“专政”之类的话，老实说，那些话，当时既没有吓着我，事后我也并不埋怨他，他是一个朴实的人，品质是无可怀疑的，他是以干部管理处长而兼任文艺处长，对文艺并不十分内行，（顺便插一句：四川现在需要一位十分内行的文艺处长。）他到文联来参加那个会，表面看来是文艺处长亲自出马，似乎十分严重，但事实上，他也是经过了“政治问题，党内不容许有意见分歧”的叮嘱，然后才来参加的。他来，当然只能说些“为群众斗争撑腰”的话，此外，他还能作什么呢？而且，这也是李累们，根据过去整我的经验，估量着我在心理上，有个“不敢对抗党组织”、“怕党委出面来整”的弱点，才弄出来的。在那种大会的进行中，这个文艺处长，既已有了“先入为主”的“这是政治问题”的观念，他即使发现了偏差、错误，也无法在会上说什么公道话。这一切，都是平日一团和气，临事强求一致，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所造成的。这种风气，也应该整掉。
第四，要改变“四面挥戈、六亲不认”的状态。这就是说，党在对待非党知识分子方面，要革除“只斗争，不团结”的坏习惯；要避免只要求别人主动靠拢党，而党却不作一点联系群众的工作。四川省文联的党员同志，常常说别的同志“孤傲”，“不靠近党”；是的，知识分子的“孤傲”，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这种“孤傲”，是不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呢？是不是百分之百都是旧阶级思想的残余呢？并不一定！我知道，有些人的“孤傲”，是“只斗争，不团结”所造成的！现在，我想要像打晴天大炸雷似的大吼几声：“现在，特别是一些有意识的‘孤傲’，百分之九十都是被逼成的！”这一点，我想要提醒党的负责同志特别注意，要反求诸己！你们讨厌“孤傲”，想要叫知识分子改掉“孤傲”的癖性，但是，你们“只斗争，不团结”，非但不能帮助知识分子改掉“孤傲”，而且，你们无时无刻不在大量的制造“孤傲”。四川省文联，有好些最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流沙河的“孤傲”，是要不得的！但那“孤傲”，据我看来，也是在“只斗争，不团结”的环境里面，滋生出来的，发展起来的。文联党组织想要改变流沙河的“孤傲”的劣性，主观用意是好的，但采用的办法，不是从团结出发，教育改造，却是想要“斗掉”他的“孤傲”，而且，“只斗争，不团结”。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愈斗愈“孤傲”。在最近这一次斗争以前，流沙河虽然“孤傲”，毕竟还是个“孤傲”的青年团员，斗争以后，他写了退团报告，“孤傲”又发展了一步。（这里说一句：我曾经劝过流沙河不要退团，现在，仍然希望文联党组织和团组织，以及流沙河自己，再审慎地、毫不意气地考虑这个问题。）在《草木篇》事件以前，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向常苏民副主席说过：“现在，有一句大家最希望说的话，偏偏领导同志不肯说，那就是‘消除隔阂，加强团结！’这句话应该强调地说出来。”常副主席当时点头说对，但以后还是并没有提出来过。在《草木篇》批评前夕，我忠告李友欣说：“现在的情形，是要发扬民主，强调团结，不要乱搞斗争，再斗下去，党和知识分子的革命联盟，便有破裂的危险。”李友欣把我的话当耳边风，而且，一天晚上，他在我房间里④，指着我的鼻子，高声大骂：“你！现在跟着滚，也滚到反革命一边去了！无产阶级今天还掌握着军队、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咱们不会丢掉，谁想造反，杀他狗日的！”他说这些话，我很痛心，痛心的不只是我和李友欣八九年来，相当亲切的战友情谊，从此宣告破裂；而且，我痛心于文联党内，竟有这样执迷不悟、顽固不化的党员。我在文联，也是很“孤傲”的，这种劣性，我也很想改掉，但是，说起来是十分奇怪的：我和李累，相处得不好，我曾经几次主动找他，征求他对我的意见，同时，也对他提出意见，我说：“我们应该开心见肠，把相互间的意见谈通，化除隔阂。”他对我的意见，有时是用两个字包括：“反党！”有时说得客气点：“你总是把个人放在党的上面。”对于我提出的意见，有时是微笑置之，有时是用一派官话打发开去。在文联机关里面，他想尽办法孤立我，在很多公开场合下说我“反党”，使别的人不敢接近我；然后又宣扬我“孤傲”，使人更不敢接近我；我在机关内很寂寞，有时到川大的教授或别的老先生处，去谈谈古典文学问题，他又说我“看不起文联里面的同志，只和外面有学问的人来往。”待到文联的同志，有几个和我谈谈了，他又说我在拉“小圈子”。到了最近这一次的迫害，他就进一步说我“组织反革命集团”，凡是我认识的人、有来往的人，他都派席向、傅仇、陈欣、李伍丁等，去搜集过“材料”，或说些坏话，谁还敢和我来往呢？我不得不“孤傲”，只好被迫地“孤傲”到底。在《草木篇》事件的前后，文联的某些党员，“四面挥戈、六亲不认”的作风，几乎发展到了顶点，打击面之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丢开文联内部几个人挨了整不说，在座谈会上，表示了不同意见的人：真正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沈镇⑤、青年团员晓枫⑥、民主同盟的萧长濬，都挨了李累的棍子式的斥责；甚至弄得自贡市的业余作者李弟⑦，还挨了“典型批判”。我想，说这些党员、团员、民主人士、机关干部等等，是共产党的六亲之属，应该是不错的吧？像这样一种“六亲不认”的作风，会不会造成党的孤立呢？共产党的力量的源泉，主要的是在于有群众。拼命孤立自己，以为自己是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这难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思想作风吗？我认为，在这一次整风当中，必须整掉这种极端危险极端狭隘的宗派主义。
我的几点主要的意见，就说到这里算了。我对党中央这一次发动整风，极感兴奋，这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将使得党的事业，不受挫折地胜利前进。在四川地区，虽然因情况复杂，问题比较严重，三大主义的根子，估量在和风细雨下，一时难以挖掉；但我相信，收效仍然会是很大的。我在这篇书面意见里面，所提到的某些做领导工作的党员同志，如李亚群副部长，李友欣同志等，只要能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把三大主义的思想作风去掉一些，是必然会把工作作得好一些的。但是，我看出，他们目前，对群众意见，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所以，我希望，在这次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中，党内不妨把他们两个人作重点，向他们头上，多洒一点和风细雨。至于李累，我本来不想多说什么了，但现在，我看出，向他提意见的人，还很少，还有后顾之忧，而且，还有人在为他打掩护。例如，李伍丁的发言，便是很巧妙的一种掩护手法。李伍丁说，李累不是“变色龙”。是的，李累一贯的作风，从来没有变过一点。倒是李伍丁，很有点像变色的蜥蜴，在李累疯狂地想要害死一批人的时候，李伍丁以“李累拥护者”的面貌，昧起良心说话，助长李累的凶焰；今天，在群众刚开始向李累提意见的时候，李伍丁摇身一变，变成“李累批判者”的面貌，假装公正，把李累的责任全部推给省委宣传部，替李累作“开脱”的工作。好一个李伍丁呵！真正是“公侯干城”、“公侯腹心”了⑧。这样的人，在文联内部还有，他们害怕整了李累，会使得自己“失去靠山”，会使自己“入团”、“提拔”都失去保障，“昧良心出于无奈”，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党、对李累都没有什么好处。我知道，有些人是拼命地想使“和风”变成“微微风”，“细雨”变成“毛毛雨”的，一句话，想把党的整风庸俗化，并在整风运动中继续取悦于李累，捞点本钱，作为今后的进身之阶。我并不否认，李累也给党作过一些工作；也不否认，在文联内外，对他的工作和为人，会有不同的评价；如果别的同志，是根据事实，客观地具体分析，完全不同意群众对李累的意见（例如王吾以公安干部的眼光，表扬李累警惕性高），那是党组织应该全面考虑，群众也应该全面考虑的。但作为李累逞凶时的助手，这时候抛头露面地出来放烟幕，我觉得党组织必须认清来人，以免上当。我绝不同意，把李累应负的责任，完全推给省委，推给李亚群副部长去总承当，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我对于李累，明白的说，我很恨他，这是由于他好几次要我的命，而且要使我死得不明不白，心肠太狠毒了！但是，我相信，这也并不是不解之冤，只要他在这一次整风运动中，能够认真反省自己；能够设身处地的想想被害者受到的损伤；能够认识到他的所作所为给党所造成的损害；能够认识自己这种思想作风发展下去，会得到一个怎样危险的结局；总之，如果李累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错误，排除顾虑，放下包袱，洗心革面，力求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老老实实地听取党内外同志的意见，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那么，我作为一个被李累害得最惨的人，仍然觉得，党组织可以不把他当作“严重违法乱纪”的人看待，可以不给他组织处分，仍然留在党内，鼓励他向善，鼓励他改正错误、做好工作。我个人，也可以不咎既往，我们仍然是可以团结起来的。但是，末了，我还得说一句：李累，就因为太“聪明”，是很容易“聪明自误”的。李累的能否认识或改正错误，这要看党组织的态度如何，才能决定。
1957年5月于峨眉山报国寺。
①这个“按语”，是四川文联“会议参考文件”的编者加在前面的。加上这“按语”的时间，已经在“反右”运动的总结阶段，在对“右派分子”作处理的前夕。（该文件是1957年10月14日编辑竣事的。付印的日期，是11月10日。）与我提出这书面意见的时间，相差将近半年。故从“按语”的口气和我的“万言书”的内容，对比地看，已大致可以看出“反右”运动是怎样对待座谈会期间“帮助党整风”之“意见”的。“右派”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者”究竟是否应该“有罪”？从这样的对比中，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②四川文联的会议室里，只在后面靠墙的桌上有毛主席的石膏塑像，故这里的“壁”字，应是“桌”字之误。可能是打字打错，也可能是编者误改。
③“过于执”是京剧《十五贯》里面一个剧中人的名字。是一个固执己见、草菅人命的封建官僚。
④这里可能是当时误记。在我现在的记忆里，这些话是李友欣约我到他房里说的，不是在我的房里。
⑤沈镇是我在南京《中国日报》工作期间，报社的印刷工人，在地下工作中入党。进军西南后，在《川南日报》工作。1957年时，在《四川日报》印刷厂工作。“反右”时，因说了一句“说石天河是反革命，鬼才肯信。”后来，竟被划入四川文联“以石天河为首的右派集团”。造成了家庭离异、子女失学的悲剧。平反后，在成都的第三印刷厂作工会工作，他是这个冤案中唯一的一个工人出身的“右派共产党员”。
⑥晓枫，本名黄泽荣，《成都日报》记者，共青团员，也是一位青年作家。他写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公开信》，在四川文联主办的《草地》月刊上发表后，曾在读者中产生轰动效应，四川文联领导方面，也曾给予肯定评价。但在“反右”运动中，他却被划为“右派”，作品也被视为“毒草”。当时，他与我并没有私人交往，只是因为他与流沙河、茜子（即陈谦）交往较多，先被划入所谓由茜子“组织”的“裴多菲俱乐部”，后来，就被归总入“以石天河为首”的“四川文艺界右派集团”。曾被判刑劳改。平反后，到北京从事新闻工作，以“铁流”笔名写作，后赴美归来，创办了企业。
⑦李弟，本名李远弟，自贡市中学教员，业余作家。与我并无交往，只是因为他被划入自贡市文联“以张宇高为首的右派集团”，而张宇高被认为是“与石天河相勾结”的，所以，他也被牵连划入“四川文艺界右派集团”。平反后，八十年代即在贫病中去世。
⑧我在这篇发言中，针对李伍丁所说的这些话，是由于我不了解运动的实际情况，凭自己主观判断，意气用事说出来的。后来，事实证明，我对李伍丁的看法是错误的。李伍丁在运动中也被划为右派，劳教，直到中央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时，才同时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