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北医系统来看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今后不是党团员不能作领导工作(这里所指的是行政工作)。从医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有几个不是党团员？据我知道的，过去的事务科的负责人是孙秀兰同志，后来换了党员科长，膳食科过去的负责人是郑养富同志，后来也换了党员科长，再从我们附属一院二院来看各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有多少不是党团员。并且这样做在事先好像是早有安排，例如孙秀兰和郑养富同志当他们做负责人的时候名义仅仅是负责人，而换了党员以后马上名义就是科长，这不是事先早有安排吗？
我认为在解放初期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在解放七年的今天还那样做那是机械的看法。在解放初期对群众是不摸底，不能大放手。但在这七年中间经过了几次运动的教育和工作中的长期经验再不能说不摸底了。既然是摸了底就应该对群众大胆相信，大胆放手。
我并不是认为党员不能作领导干部，而我是以为领导干部不是必须非党员不可。党员干部业务水平虽然低甚于很低都能做领导干部，因为他可以在工作中间学习锻炼，提高他的业务水平，从不会到会，从不很会到很会，那么一个群众就不能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吗？党过去作过这样试验吗？在旧社会工作时间比较长而具一定工作能力的群众，提高他的政治觉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吗？同时再问一下像孙秀兰同志和郑养富同志在他们做负责人的时候党对他们曾进行一定程度的帮助与教育吗？如果没作过试验，我的意见是，在解放七年的今天对于群众应该从发展上看，不应该保守不敢放手。否则会使人感觉到党员特殊，党员有专利。从而使群众和党的距离越来越远。感觉不到是一家人。我还希望党对干部的工作能力再多重视一些不要过分的强调了政治。更希望党对于行政干部(群众干部)的政治培养多重视一些。在我们北医系统里，几年来行政干部尤其是年岁比较大的同志入党的很少见，但并不见得他们都没有入党愿望，确实是党对他们的培养太少了，有入党愿望的人，都不知道跟谁去说和如何的说，这样会使他们感觉到党对他们是遗弃，因而使他们灰心。
虽然我这样提出了我这样的意见，但是我也还有认识上觉得还不够清楚的问题，我们通过革命史的学习，认识到党永远不能放弃了领导权是正确的，从历史的事实上也证明了这条真理，今天的非党团员不能做领导干部的趋势能不能用这条真理来解释，我还认识不清，希望同志们给我以批判和教育。
来源：北京医学院出版《北医》，1957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