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我读到你们许多热情的诗篇，我被它们所感动、鼓舞，同时，又为你们能够唱出这末多丰富而美好的赞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民族、国家、人民的雄壮而快乐的诗歌感到无限的钦佩。但与此同时，对于截至今年为止的诗歌界，我还有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虽然我离开你们的队伍已经太久了，然而由于我一直不断地关心着你们的一切，所以我对于这七年间诗歌界的情况，自觉还不算太陌生的。
首先，我感觉到诗歌的创作被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领域里，诗人们替自己划定了写作范围，就在这样的小天地里回旋着。你们，从你们中间最优秀的诗人里选定不那么太多的诗歌的写作方法，把它看成衡量一切诗歌的尺度，有时甚至很少考虑到文学史上曾经不断出现的一些现象——风格的多样化，象希腊神话故事里的柏鲁克拉士那样，把一切诗歌都放到自己的床上，加以“拉长”或“截短”。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来看，我们还不习惯于容许不同风格的诗歌有充分发表的可能性。关于风格，马克思说：“我底特性就是形式，它是我精神上的个性。风格就是人。可是怎么!法律充许我写作，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我必须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底风格去写。我有权利露出我底精神面貌……你们赞美自然界那种悦人的千变万化，那种无穷无尽的宝藏。你们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香气，但是，一切中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却只准生存在一个形式里?我是幽默家，但是法律却命令我要写得严肃。我是大胆的，但是法律却命令我底风格要谨慎谦卑。灰色，更多的灰色，这是唯一钦定的色彩。太阳映照着的每一滴露珠，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可以照彻这样多不同的人与物，而它只准许产生一种色彩，官方色彩。……”(“马恩全集”第一部第一五四页)自然，马克思是针对当时德国“最新审查条例”说的，但在我们今天，不是也可以参考参考么?在我们的诗歌中，有着不同签名而内容变化不多的歌颂太阳的诗。我不是说对于太阳不应该歌颂，不是那样的，我也不是说不应该用太阳来象征新时代的光明，不是那样的；我是说，我们底诗人在表现自己和人民对新时代的光明感方面，缺乏更多的形容词。希腊人有句谚语：“第一个以花来比拟美人的是天才，第二个以花来比拟美人的是蠢材。”而我们过多的使用太阳这一象征不觉得单调么?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有一些具有不同风格的优秀的诗人，例如：艾青、田间、臧克家、郭沫若、何其芳、卞之琳、袁水拍、沙鸥、柯仲平、李季、严辰、阮章竞……我们甚至可以从他们底诗里，不用看签名就可以猜到是谁写的诗，难道不是么？费定说：“从一片叶子你便可以知道一棵树。从一张报纸、从一本书上偶而翻开的一页，读者立刻便知道——这是爱伦堡。”(“联苏五作家”第五五页)
我们对于文学史大概都是熟悉的。我们知道在伊利莎伯王朝时代不仅有拜伦、雪莱、济慈，而且还有辜律勒治、沙赛、华兹华斯、丁尼生、伯朗宁夫妇……就算是洛色蒂女士是她丈夫伯朗宁的崇拜者罢，那并不妨碍她有着自己底风格。法国、德国底文学史也告诉我们一些生动的实例。歌德对海涅的冷漠态度，不是曾经引起那位青年诗人的反感么？就是在德国，也曾经有类似我国曾经有过的“李、杜优劣论”的“歌德、席勒孰优孰劣”的问题产生过，然而结论是：“我们有歌德又有席勒岂不更好吗?”就在古希腊，除了荷马之外，还有莎孚、阿尔西阿斯，到了后来，还容许荷拉斯和魏琪尔存在。作家风格之不同，在陆机底“文赋”里也说：“故失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富；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遗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虽浚发于巧心，或受嗤于拙目。彼琼敷与王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穷，与天地乎并盲。虽纷蔼于此世，嗟不盈于予掬……惧蒙尘于叩缶，顾取笑乎鸣玉。”这是我们文学批评中老早提出来的问题。在刘勰底“文心雕龙”“风骨篇”和曹丕“典论”“论文”中谈到：“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都是从作家的专长谈到风格问题的，可见“风格”问题，实在是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大的。顺便我们再引马克思底几句话来说明“东施效颦”实在是有碍于文学发展的，他说：“十七、十八世纪的无个性的大学里的著作家，连带他们底僵硬的假发及出人头地地迂腐，同他们细密得显微镜下才看得出的论文，就是这群人，排列在人民和精神、生活和科学、自由和人之间。就是这群没有才干的作家创造了我们底文学。”——正是这些人和他们所写的这种诗，使得我们感觉到我国诗歌界虽然有成绩却并不那末合乎时代要求的生气勃勃。
其次，造成诗歌方面的单调，“百花齐放”那样困难的原因，我想：这和诗歌界的某种宗派情绪分不开的。我感觉在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个人底意见应该是不困难的，然而，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我们没有资产阶级那一套检查制度，也没有他们那样面目狰狞而且近于野蛮的出版法，可是，我们却有着一些成见甚深的编辑。他们或者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由于自己头脑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在作祟，就把某些自己认为“有问题”、“要负责任”的东西用极其委婉的“退稿信”给扼杀了。这些编辑，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忠心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他们正象有一些人那样，生怕“百花齐放”会“放”出了乱子。由于这些“把关者”的努力，诗歌界的某些不同的意见被压下去了。对于列宁底“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的体会，应该是全面的理解而不是“学究式”的断章取义，我觉得列宁说的：“打倒非党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份”和“在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的空间……”是不矛盾的。因此，在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来高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有着一定的现实基础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是推广风气的问题，同时也是活动文坛展开竞赛的问题。联共(布)中央在“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中指出：“党应该主张在这个领域中的各种集团和派别自由竞赛。用任何旁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都不免是衙门官僚式的假解决。”与此相同，斯大林在“给比尔—别洛采尔夫斯基的回信”中说：“当然，‘批评’和要求禁止非无产阶级的文学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容易的不能认为就是最好的。问题不在于禁止，而在于用竞赛的方式，用创造能够取而代之的、真正的、有趣的、富于艺术性的，苏维埃性质的剧本，去一步一步的把新的和旧的非无产阶级的低劣作品从舞台上驱逐出去。”但是，我们底诗歌界的某些波格达诺夫们，在过去正是用这样最简单的禁止或粗暴的“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来处理问题，因此，我们底报章杂志上的诗人是不多的，而实际我们从旧社会“接收”下来的诗人却远比这多得多；至于要想从下面冲到上面来的年轻诗人，似乎并不比从石头的重压下冲出来的幼苗更省力。“因为他们常常被文学‘名人’的自傲、我们某些机关的官僚主义和冷酷无情、同辈男女的羡妒心压下去了。”
我们虽然没有“拉普”和“瓦普”，可是我们却有编辑们底一份“自己所熟悉或自己所喜欢的名单”，不然，我们底诗歌发表的“名单”上，为什么老是那些类乎“孤独的晨星”似的大诗人的光辉在闪耀呢?
再次，我们编辑的眼光如果肯于看向圈子之外，那末，我们今天发表的好诗，应当不仅是这些并不算太多的、大家一致公认与熟悉的，在我们广阔的园地里开放的几种颜色了。
我们自然记得艾青、袁水拍……甚至仅只发表了“和平最强音”的石方禹和发表过不少好诗的红杨树(魏巍)、公刘、朱丹、闻捷……但是，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在一九五四年苏联的“鳄鱼画报”第三十三期封面的漫画，它画着高尔基在翻开“苏联文学史”时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有多少极美好的作品(页)被写进这本书里面啊!”那样，我们底文学史家与批评家和编辑同志们似乎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我感觉我们底编辑同志掌握着太多了的对于来稿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在我们这值得歌颂的时代，是要靠着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和竞赛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我们都知道汉文帝崇儒术而罢黜百家的后果就是使得创作雕敝，我们在批评汉赋的时候，找到它们近乎千篇一律的时代与社会原因没有呢?
敬爱的诗人同志们!我是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写这封信的。我知道这封信很少有发表的可能，正如西北的一位教授说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啊!当北京的朋友们在大谈其“春塞”、“春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能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允许充份地“放”一下；然而：“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也许可以代表一部份知识份子的心情吧?
关于诗歌方面的意见，我还多得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纯理论性的意见我暂时还不想写；我昨天和陈××同志这样说：“我认为当前首要的问题不在于多写或少写，主要的是应该突破当前诗歌界的某些‘冻结’现象。”
敬爱的同志们!请原谅我不善于“深文周纳”，也许说了一些使人不很愉快的话；但在希望诗歌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一点上，请你们看取“言者无罪”罢！
此致
李白凤谨启四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