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鸣”“放”，劲头不大，“五一”之前，这里基本上是按兵未动，后来默涵同志来了，传达了主席出京游说与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才开始动起来，但动得有些懒洋洋的，“文汇”将了一军，称为“春风不度武胜关”这样才开了些会，但也多止于上层几个人，但顾虑也未真正解除。上面是“外热内冷”，群众是“外冷内热”，真正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揭出来，还得有几个闯将。
作协分会，至今还没有召开一次座谈会，邀请作家提意见。前几天，已有些青年提出质问，大约这个礼拜要召开几个会。机关的整风，马上要开始，但是，严格说来，有些走过场的味道，王淑耘学习后便请了病假，前些时韩柏村也被批准要看病，“听鸣”的领导，实即只剩我们的主席一人，而能提出意见的作家，如你如苏鹰学沛，又都在下面，原来根本没有想到把大家请回来。这哪里象个整风的样子？前天大家提出意见，让王、韩、李都回来参加整风，并建议诚挚的约你和其他不在家的同志回来，还不知道你能回来一趟不能。
下月，省和武汉市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市委准备邀你参加，我们希望你能回来看看，发发言。你在“文汇报”写的文章，和在“文艺报”上写的“打开窗子说亮话”都看到了，文章写得很好，但似仍有未尽意。话再“亮”些也无妨，这不是对人而是对事，把矛盾揭发出来，对党的事业有好处。
“长文”辟出一栏，让作家鸣鸣不平，是完全可以作到的，前些时，编辑部曾跑出去作了好些访问，但谈的多是一般性的拥护放鸣的表态，没有发，这两期发了些杂文，但还不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你首先给刊物写一篇吧，最好比给“文艺报”上的更坦率一些。
“五一”以后，我也东跑西颠，开了几个座谈会，发了一些言，对于武汉市文艺领导的教条主义，压制批评，缺乏学术讨论空气，某些党员滥用党的威信，主观随意性的对待文艺问题，作了些揭发。对至今被奉行着的“文艺为生产服务”的庸俗社会学理论，也提出相反的意见。下月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我也准备再谈一谈。我觉得武汉市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一二个文艺领导干部，自己既不谈出，又觉得“朕即党国”，如你所说的“代党立言”，把大家都看成“被改造者”，只有他们是“改造者”。有人指出，他们一身象赵树理小说中三个人物（胡涂涂，常有理，惹不起），这一点如果上级不认识，他们自己不认识，工作便决难有起色。
全国作协的座谈会，茅盾的发言我很赞成，今后全国作协也好，分会也好，恐怕应该更多偏重于“学会”性质，作家轮流做工作，而工作主要是组织大家研究、活动，解决作家的共同福利，而不是封定某些人为“领导”，这是改变工作的关键。
吴奚如同志，下星期便搬进分会来，老作家多了，外行的干涉和胡说便会相对的收敛。从这个角度说，我希望你一年仍肯回来几次，大家一道，把这个摊子整理得有头绪些。
你如今“自食其力”，不再为五斗米折腰，实在令人羡慕，对于你来说，今天是你思想感情“春暖花开的时候”，有积淤，尽管倾吐，倾吐完积淤，就一心一意的创作。我目前的处境，心情，都和你不大一样。一方面，我和你一样，有一肚子苦水，另一方面；分会的许多问题，自己“厮身”于所谓领导。又不是没有责任，这种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苦恼，你是可以想见的。
河南的宗派主义，较之中南，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近我想向河南的党委提提意见，我觉得你也不妨谈谈，只要从帮助党的事业出发，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谈的。
盼读到你的信，盼给刊物写文章。
悔 深（悔深即李蕤）5月27日
你给黑丁信中对李冰和王淑耘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只是还太简单了些。整风即要开始，如不能回来，至少也写封详细的信对机关批评一下。
分会的整风，已经展开，上星期五、六，召开了两个整天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主要是邀请作协外边的人，给作协提意见的，会开得不错，重大的问题，差不多都搬出来了，一向居于统治地位，谁批评就是反党的×××的“为生产服务”，成为众矢之的，他的示范作品“扬子江边”“粮食”受到许多人的指责。头一天会，王采的发言，首先指出武汉的文艺领导是抹杀文艺特质，以政治口号代替现实主义的，他揭发了从×××到××的宗派主义。当天以江云的发言最为深刻，她率直批评××只看领导眼色，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勇气，指出他把“听话”作为最高的党性，要求下边的干部也以“听话”为唯一美德，而这种唯唯诺诺，却正是没有党性的表现。应该说，这正打中××的痛处，因为在他看来，他的缺点，正是党性太强、原则性太强才产生的。
这两天的会，大家对于动机不纯，虚报成绩的“培养新生力量”作了有力的揭发。大家都为没有很好的团结老作家，特别是对你和老田的冷淡，表示愤慨。你可翻读一下“长江日报”和“湖北日报”，从总的方面谈，文艺界已经解冻了。
机关里，今日起开始进入整风。领导和群众的冷热，恰好是鲜明的对比。……整风之前，老韩、王淑耘，纷纷“抱病不去”，更引起群众的不满，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前天党组才作出决定，把他们拖来。这一次大家（群众）决心很大，但是几个党员领导同志，却还有些“奉命整风”“公事公办”的味道，而没有认识这是党发动的广大群众支援的对他们的改造运动。这当然也很自然，他们从来就是以“改造者”自居的。
我完全同意你继“打开窗户说亮话”之后，再写文章，不妨结合更具体的问题，揭露一下那些人的嘴脸。更欢迎你把这文章寄到“长江文艺”来。你不必有任何顾虑，从现在看，你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过于尖锐而是太温和了。可是，官僚主义病入膏肓，不用猛药，是难以奏效的。
最近，在群众的感染与教育下，我也准备卷卷袖子，扫掉身上的暮气，写些文章参加战斗。
你能回来么？如能回来，便太好了。
来源：《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