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於公私合营企业取消公方代表，学校取消党委等问题，我不认为是取消党的领导，公方代表业务不行，学校由校务委员会领导应考虑，这些意见提得有理由。(5月27日小组会上发言)
2．私方的厂长，经理这次发表了不少文章，提出有职无权问题，提出公方代表不懂业务，整日开会，可是一切都通过公方代表，这必然影响私方积极性。其实我看可以叫私方去搞，因为他们对业务还是有一定经验的，我们只要在总的方面监督领导就可以了。私营企业虽数还不少，但没啥大的，都是零零星星的小企业，用不着每厂都设代表，这样干是费力不讨好。(8月9日小组会发言)
3．有职有权的单位都放上一个党员是不好的。工农老干部领导商业还能行，领导科学不能行，因为他们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作作行政工作还可以。(6月14日小组会上发言)
4．经常强调集体性，一致性，不分具体情况，过分的集体化纪律化这没有必要，结果限制同志的发展，应注意同志们的特长和爱好。 (5月7日小组会上发言)
日本时代是配给制，也得站队，大米吃不到，白面吃得多一些。国民党时代北京工人没有吃棒子面的，连拉平板车工人也吃的是白面，现在比起过去就是生活下降了。(5月30日小组会上发言)
1．苏联是帮助了我们，但是有些具体问题他们那样做也是不大对的，或是我感到有些问题的，尤其是自苏联二十次党代大会后，如东北机器不搬走也行呀，我想帮助我们解放更多的地方那么也都要搬开吗？(8月21日小组会上发言)
2．56年听到第一汽车厂开工后将遇到很多困难问题时，我非常感动，这是一项好大工程，有专家从头到尾具体帮助我们搞的，怎么会出这个大问题？损失必然很大。当然咱自己还没这经验，但苏联老大哥样么在这样大的工程上也不仔细考虑一下呢？因此我对苏联的经验和技术开始感到他们还是有不足的地方的。苏联电工工厂(？)的发电机出力明明不足，但还要卖给我们，使我们运行供电上遇到困难。(8月21日小组会上发言)
3．苏联专家给我们很大援助，可是听说有一次大同电厂请专家去指导，专家没能解决问题，他们花了400多元招待费，非常不满。(8月21日小组会上发言)
4．专家对我们所长(指本局前身中心试验所)及有关科室主管很不客气，谈一次火气大一次，最后直到差不多“将起军”来，我们都不敢再去了。(8月21日小组会上发言)
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如不是赶上三反运动时期，我看是不会受到枪毙处分的，这不能不说是赶上浪头，碰上高潮就有不幸。(8月5日小组会上发言)
我认为在问题未弄清扣帽子，不恰当。报上亦曾提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否一、二年就能完成？谁也不敢说，党员也不成。葛佩琦的发言很多人给扣上什么主义，但问题不能解决，如果道理讲清，认识一致，就能解决问题。帽子可以晚扣，如陈新桂就认为要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谈。(6月12日小组会上发言)
反动分子不但要有言论，而且要有行动表现。(8月5日小组会发言)
来源：《想一想，对不对》（第三集）（电力工业部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