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主任姚青苗，对当前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的状况提出批评。
他说：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在这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包括我省)的文学艺术专业是远远落后于现实，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相称，和人民的觉悟程度不相称。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是和我们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一般作家们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不很高，过去我们的创作中的粉饰现实的倾向很流行，读了这些作品，仿佛使人觉得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口气吹成的。另外有些作家们好象是要写矛盾的，其实并不，他们写起困难来，总是刮风下雨，不睡觉不吃饭不结婚等等。这些不能深刻地反映现实的作品，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自然是不会高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有许多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情，例如官僚主义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的灾难，人民的愿望和人民的疾苦被冷淡对待……等等，为了改进我们的工作，加强我们和人民间的联系，这些情况是必须在文学创作中反映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歌颂新的事物，而且也要批判和揭发我们生活中那些黑暗的和消极的因素，我们必须克服那些粉饰现实掩盖矛盾的现象。
把教条主义和粗暴的文艺批评看作毒草，我是衷心拥护的。这许多年以来，教条主义和粗暴的文艺批评给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所带来的危害，真是罄竹难书，教条主义束缚了我们创作中蓬勃的生命力，粗暴的专横独断的文艺批评象严霜冷雹一样摧毁了无数的萌芽。有些刀斧手们常常以居高临下的专横独断的姿态来对待作家们，一些作家们被他们捧入云霄，而另外一些作家们则被他们打入冷宫。我们文艺界有许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清规戒律，批评常常因人而异，要看人下菜碟，有一位有地位的作家曾经公开提倡创作中的“无矛盾论”，但至今无人敢予以驳斥，有一位有声望有地位的作家写了一部极灰色平庸的作品，也有些人昧着良心写文章来恭维。教条主义者曾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利用了读者的落后，使一些读者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知瞎起哄和随风倒。另外有些人察言观色，吹牛拍马，混水摸鱼，他们执笔之前，先要摸摸底，看看风向。……以上所说的这一切歪风和丑恶现象，茅盾先生在他的杂文里，华君武同志在他的漫画中，都曾经生动地揭发过。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我们提倡文化界和文艺战线上的互相竞赛，凭真本事吃饭，反对文化事业中的垄断包办或包而不办等等现象。文化界要开辟自由市场，为争鸣和竞赛创造条件，象臧克家的“诗刊”和北京日报的副刊“骆驼”，就办得很好，我们提倡创办更多的象“诗刊”和“骆驼”那样的同人刊物和副刊，创办一些象从前的生活书店和开明书店那样的同人出版社，这样的展开竞赛和争鸣，必然可以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我们的创作质量；那些没本领没成绩的，在比赛中自然便会被淘汰，或者受到竞赛的刺激而努力奋起，走上进步的道路，那也是很可能的，这比单靠党的威信来吃饭或垄断包办要好得多。我们反对文化界和文艺界的宗派主义，象白衣秀士那样眼光短浅和心胸狭小的宗派主义者，我们自然要反对，象假洋鬼子那样不准人家革命的宗派主义者，我们更其应该反对。
接着，姚青苗又就我省的具体情况谈了几个问题。
他说：我省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很落后，黄志刚部长也曾和我谈到这一点。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对于陈其通、马寒冰、陈沂等同志的文章，对于王蒙的小说，对于草木篇，对于陈登科的爱情小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是沉默无闻，噤若寒蝉。有些同志说，我的创作和演出本身就是“放”和“鸣”，当然“放”和“鸣”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写理论批评才叫“放”和“鸣”。但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不管搞理论的也好，搞创作的也好，搞戏剧表演的也好，搞其他的任何一种艺术种类都好，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都应该“放”和“鸣”，而不是对矛盾加以掩盖或粉饰，至于他暴露矛盾的“放”和“鸣”的方式，他可以自由选择。我省的百家争鸣未能充分展开，究竟是无矛盾无问题呢，还是其他原因作梗?依我看来，并不是无矛盾无问题，而是没有暴露出来，或者是只暴露出一点一滴而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为什么不能深刻暴露和展开充分的讨论？那就是思想上顾虑重重，束手缩脚。我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大胆地干预生活，据我看来，这个“大胆的干预生活”成了一句空口号，未能兑现。
我省的出版社、报纸、刊物，都不够积极和主动，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人民的需要很不相称。例如，山西人民出版社就硬性地规定了自己的“方向”和“框框”，学术性的东西他们就不接受，认为不合“方向”。勺把子是掌握在出版社手里，作者碰壁多了，只好敬鬼神而远之，这还能发挥什么潜力?！又例如，有一位老作家的作品《山西日报》不接受，但作为“火花丛书”和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也还受到读者的欢迎。《山西日报》的“墙”太高了，使人望而生畏；但另一方面，《山西日报》有一些文章水平太低了，他们看稿审稿不是太马虎草率，便是标准太低，许多文章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性很低。《山西日报》编辑部不从内容实质上多想办法，只在版面上耍花样(当然排版方面的改进也是必要的)，这是很不够的。《山西日报》的许多新闻报道枯燥乏味，党八股和教条主义气味很浓厚，例如关于我省政协这次会议的一些新闻报道，就不够精彩生动，都是些呆板和概念化的叙述，而缺乏具体和生动的描写。《山西日报》的老干部多，能写文章的也不少，但他们编辑部本身的潜力未能发挥出来，这和官僚主义和死板的行政领导有关，据说他们的内部稿酬只是普通稿酬的十分之一二，这显然是不尊重思想劳动的表现。
我觉得山西文联和“火花”编辑部有安于现状和思想迟滞的现象，领导没有抓紧去组织和推动同志们的业务学习，关于文艺界许多重大事件和文艺理论上的许多重大问题，编辑部内部也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和学习。至于火花编委会也是个聋子耳朵，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在刊物初出版时还开过几次会，以后就无下文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上，省、市文联和“火花”编辑部都表现得很被动，虽然也曾召集过几次座谈会，但准备和组织工作做得很差，座谈会效果不大，这也是需要加以改进的。
中共山西省委对文联的房屋、编制、行政事务方面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好的，是有利于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的。但纸的问题还未妥善解决，纸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我们的文学创作便会处于英雄无用武的地位，希望省委能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是希望省委(特别是省委书记处)能加强对我省文学艺术事业的思想领导，省委许多领导同志当年都曾经是文化战线上的老战士，但他们现在好象忙于别的行政工作，而有意或无意的放松了他们所熟悉的文化战线上的工作，我对此种现象很觉遗憾。
来源：1957年5月27日《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