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传达报告以及陶鲁笳书记的报告，对我的启发很大，我现在就以下几个问题，发表些不成熟的意见：
（1）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在这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包括我省）的文学艺术事业是远远落后于现实，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相称，和人民的觉悟程度不相称。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是和我们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一般作家们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不很高，过去我们的创作中的粉饰现实的倾向很流行，读了这些作品，仿佛使人觉得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口气吹成的。另外有些作家们好像是要写矛盾的，其实并不，他们写起困难来，总是刮风、下雨、不睡觉、不吃饭、不结婚等等。这些不能深刻地反映现实的作品，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自然是不会高的。陶书记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仍还有许多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情，例如官僚主义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的灾难，人民的愿望和人民的疾苦被冷淡对待……等等。为了改进我们的工作，加强我们和人民间的联系，这些情况是必须在文学创作中反映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歌颂新的事物，而且也要批判和揭发我们生活中那些黑暗和消极的因素，我们必须与那些粉饰现实、掩盖矛盾的现象作无情的斗争。
（2）毛主席把那些教条主义和粗暴的文艺批评看作毒草，我是衷心拥护的。这许多年以来，教条主义和粗暴的文艺批评给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所带来的危害，是罄竹难书。教条主义束缚了我们创作中蓬勃的生命力，粗暴的专横独断的文艺批评像严霜冷雹一样摧毁了无数的萌芽。陈企霞、张立云这些刀斧手们常常以高居临下的专横独断的姿态来对待作家们，一些作家们被他们捧入云霄，而另外一些作家们则被他们打入冷宫。我们文艺界有许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清规戒律，批评常常因人而异，要看人下菜碟。有一位有地位的作家曾经公开提倡创作中的“无矛盾论”，但至今无人敢予以驳斥。有一位有声望、有地位的作家写了一部极灰色平庸的作品，也有些人昧着良心写文章来恭维。教条主义者曾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利用了读者的落后，使一些读者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知瞎起哄和随风倒。另外有一些人察言观色，吹牛拍马，混水摸鱼，他们执笔之前，先要摸摸底，看看风向。……以上所说的这一切歪风和丑恶现象，茅盾先生在他的杂文里，华君武同志在他的漫画中，都曾经生动地揭发过。
（3）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我们提倡文化界和文艺战线上的互相竞赛，凭真本事吃饭，反对文化事业中的垄断包办或包而不办等等现象。文化界要开辟自由市场，为争鸣和竞赛创造条件，像臧克家的“诗刊”和北京日报的副刊“骆驼”就办的很好，我们提倡创办更多的像“诗刊”和“骆驼”那样的同人刊物和副刊，创办一些像从前的生活书店和开明书店那样的同人出版社。这样地展开竞赛和争鸣，必然可以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我们的创作质量，那些没本领、没成绩的在比赛中自然便会淘汰，或者受到比赛的刺激而努力奋起，走上进步的道路，那也是很可能，这比单靠党的威信来吃饭或垄断包办要好得多，我们反对文化界和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像白衣秀士那样眼光短浅的，心胸狭小的宗派主义者，我们自然要反对，像假洋鬼子那样不准人家革命的宗派主义者，我们更其应该反对。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前，曾经有人办“黑社”，我们希望我们文化和文艺战线上的一切潜力都能充分发挥出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而不必再去孤苦伶仃地在文化战线上去办“黑社”。
以上是我就全国的范围来提出的几个问题，现在就我省的具体情况来谈几个问题：
（1）我省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很落后，黄志刚部长也曾和我谈到这一点，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对于陈其通、马寒冰、陈沂等同志的文章，对于王蒙的小说，对于“草木篇”，对于陈登科的爱情小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是沉默无闻，噤若寒蝉。有些同志说，我的创作和演出本身就是“放”和“鸣”，当然“放”和“鸣”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写理论批评才叫“放”和“鸣”。但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不管搞理论的也好，搞创作也好，搞戏剧表演的也好，搞其它的任何一种艺术种类都好，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都应该“放”和“鸣”，而不是对矛盾加以掩盖或粉饰，至于他暴露矛盾的“放”和“鸣”的方式，他可以自由选择。我省的“百家争鸣”未能充分展开，究竟是无矛盾、无问题呢，还是其它原因作梗，依我看来，并不是无矛盾、无问题，而是没有暴露出来，或者是只暴露出一点一滴而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为什么不能深刻暴露和展开充分的讨论？那就是思想上的问题了，思想有问题，自然便会顾虑重重，束手束脚。例如，据我所知，我省的创作讨论未充分展开，并非是由于没有意见。我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大胆地干预生活，据我看来，这个“大胆的干预生活”成了一句空口号，未能兑现，因为从实质上看来，这些作家不是大胆地干预生活，而是小胆地患得患失。当然，我省的争鸣未能充分地展开，原因是很多的，但我认为思想顾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2）我省的出版社、报纸，刊物，都不够积极和主动，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人民的需要很不相称。例如，山西人民出版社就硬性地规定了自己的“方向”和“框框”，学术性的东西他们就不接受，认为不合“方向”。勺把子是掌握在出版社手里，作者碰壁多了，只好敬鬼神而远之。这还能发挥什么潜力？！又例如，高沐鸿同志的作品山西日报不接受，但作为“火花丛书”和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也还受到读者的欢迎。山西日报的“墙”太高了，使人望而生畏；但另一方面，山西日报有一些文章水平太低了，他们看稿审稿不是太马虎草率，便是标准太低，许多文章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性很低。山西日报编辑部不从内容实质上多想办法，只在版面上耍花样（当然排版方面的改进也是必要的），这是很不够的。山西日报的许多新闻报导枯燥乏味，党八股和教条主义气味很浓厚，例如关于我省政协这次会议的一些新闻报导，就不够精彩生动。都是些呆板和概念化的叙述，而缺乏具体和生动的描写。山西日报的老干部多，能写文章的也不少，但他们编辑部本身的潜力未能发挥出来，这和官僚主义和死板的行政领导有关，据说他们的内部稿酬只是普通稿酬的十分之一、二，这显然是不尊重思想劳动的表现。
（3）我觉得山西文联和“火花”编辑部有安于现状和思想迟滞的现象，领导没有抓紧去组织和推动同志们的业务学习，关于文艺界许多重大事件和文艺理论上的许多重大问题，编辑部内部也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和学习。至于“火花”编委会也是个聋子耳朵，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在刊物初出版时还开过几次会，以后就无下文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上，省市文联和“火花”编辑部都表现得很被动，虽然也曾召集过几次座谈会，但准备和组织工作做得很差，座谈会效果不大，这也是需要加以改进的。
（4）山西省委会对文联的房屋、编制、行政事务方面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好的，是有利于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的。但纸的问题还未妥善解决，纸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我们的文学创作便会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地位，希望省委能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是希望省委（特别是省委书记处）能加强对我省文学艺术事业的思想领导，省委许多领导同志当年都曾经是文化战线上的老战士，但他们现在好像忙于别的行政工作，而有意或无意地放松了他们所熟悉的文化战线上的工作，我对此种现象很觉遗憾。
以上所谈的几点意见，可能有偏激和错误的地方，希望同志们多加指正。（原载1957年5月27日“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