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省政协委员、中山医学院教授白施恩委员于10日在省政协会议上发言，分析目前知识分子尚不敢放胆“争鸣”的原因，批评有关领导对知识分子不够尊重和信任的缺点，并提出改进的意见；同时对解决购买东西排队和医学院每班学生数量过大的问题，亦提出建议。
白施恩首先提出他对目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情况的看法，认为“鸣”者尚未尽“鸣”，而“放”者亦未齐“放”。他希望领导先亲自带头“争鸣”，以解除大家的顾虑。因为在过去的几次运动中，个别知识分子曾经受到简单粗暴的改造，脑海中起了或多或少的抑制反应。这个反应，也许需要一个时期始能逐渐解除，现在尚“鸣”不出来；而旁观的知识分子，也或多或少地受了影响。领导上需要及早帮助他们消除这种抑制。
他回溯解放初期，觉得部分知识分子是踊跃提出己见的，但是结果常被扣上思想上或政治上有问题的帽子，或予以无情的打击；对于某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们，常扣以讲怪话的帽子。这些话有的可能真是怪话，但是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人，因表示意见而被认为讲怪话，以后想发言就起了抑制反应。他引述古文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作比：齐王下令，当面提意见者受上赏，书面提意见者受中赏，谤讽于市朝而达于王耳者受下赏。认为对“庶民传语”的政策，应作出一具体指示，单叫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是不能帮助领导者揭露“当局者迷”的缺点的。最近毛主席的指示启发我们要以耐心说服的方式去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用粗暴简单的方法去进行思想改造是行不通的。
跟着他分析何以有些领导干部随便把群众意见当作怪话的原因。他说，这些人或因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较差，比较喜欢接近那些专讲成绩及优点而不提缺点的人，认为他们是拥护党、立场稳的人；对某些比较少发言或不发言的同志们，亦可以相处；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忠言逆耳的同志们，则不加鼓励，反而扣以有思想问题或反党情绪的帽子。以致很多人不愿意直接或以书面向领导提意见。有些提过意见而得不到适当的回答和解释的人，则往往会采取一种“庶民传语”的方式来吐露他们的意见。这类意见往往被随便扣以“怪话”的帽子。听说在不久以前的评薪过程中，有的负责干部曾经这样提过：“某某同志，从没说过怪话，可以赞成他升级加薪”；“某某同志，说过怪话，加薪须考虑”。这样，是在鼓励闭口而不是鼓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马列主义的方法是要揭发问题而不是封闭问题。
谈到科学和专门技术工作的领导问题，白施恩认为党是能够领导的。他说，这是指党的集体领导，指党对科技工作总的方针及计划的领导，而不是指任何一位党员都可以去领导任何一个专门技术部门。至此，他历述解放前工矿学院的茅以升校长为我国著名的工程界权威；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是我国老练的气象专家；南京前中央大学的吴有训校长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们均极谦虚，并不因其地位和学验俱优而表现骄傲的态度，相反地，他们对专业教授都很尊重。而现在有些派在专门科学机构的负责干部，还不精通业务，也不尊重专家教授。有如人民日报社论说的：“某些干部，由于革命的伟大胜利，被党把他们推放在机关领导地位；党的伟大成就，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欠缺以虚心的态度去向群众学习，钻研专业；相反地，他们常会以功臣自居，用骑在人民头上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他们只看到自己达到领导地位的容易，而看不到或漠视各专家或教授积年累月始能得到的专门技术的困难。这是值得提出来，要求这些领导干部改变作风的。
他还以自己亲历的事例来说明问题。他说：从1935年到1953年秋的18年间，我历任了4间医学院的教授兼科主任职；由我负责的科，一切设施以及购置任免事项，我提意见常受到校方的支持或考虑。对于全校性的布置、基建分配、薪水调整，作为一个教授会议的成员，我也常常可以参与意见。相反地，自从华南医学院成立后，名为续任科负责教授的一员，但是我初次就感觉到科内的一切任免似无权决定；书面请求的意见，也常难得到下文。这种情况，直到周总理作了有关团结知识分子的报告以后，才有了肯定的转变，教研组内在决定全院性事宜方面，民主风气都增加了。我于不久前有机会参加举手通过新聘教授，还是3年内的头一次。
关于医学院每班学生数量，他的意见必须限制在200名以内，如须招较多的学生，则应增办医学院。现在每班约400名，要分两班讲课，这并不见得经济，宿舍亦不比分两校节省；实习室就更分排不开。
最后，白施恩教授对于华侨出国手续麻烦、迁延时日的情况提出批评，对于在物资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方便人民购买副食品的问题，亦提出改进的办法。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