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华的发言说教育部的官僚主义，我认为我们自己的研究班也有些责任，作为党员应当首先检查自己，这里提出两个问题：
①王进研究班是谁决定的。
②进研究班二年，工作还有困难，是我们要求高还是研究班条件差？王应该深刻检查自己，我看我们要求并不特别高，比外国水平差得远。王刚调到师大，是她自愿还是教育部糊里糊涂调来的？教育部照顾党员完全不照顾非党员。教育部长是民主人士有职无权，二个副部长都是党员（外行），有一长期生病我们要求柳副部长深入生物系是不现实的。问题糟糕不在于柳副部长，而是整个办法和组织系统，部长之下有两个司长，李司长休养一年，陈司长非专长教育，代树新略懂生物（毕业于福建师院），也是一个毛孩子，怎么能批准我们计划，问题只有靠我们自己解决，但外行要充内行就要出问题。
鹿先生是一个教授，应该尊重他，他不同意公布结论，我觉得一个人受屈五、六年，如果宣布解刑应该是欢迎的，但他不同意，为什么？因为结论是不光彩的，不公平的，前天下午在生物系教授会上宣布了为鹿先生下的结论，其要点如下：
日寇占领时（1938年左右），鹿曾掩护军统特务李广和活动，以此曾被日本宪兵队关了八九月，日本投降后李回到北京，为报答鹿曾掩护给鹿在其特务机关中一个校官顾问名义，并给二千余元，结论中未提到任何危害人民利益的事。党组织还说，问题并未搞错，但工作态度比较粗暴。我当时在辅仁大致知道搞鹿的情况，我认为：①这个结论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是国共合作时期，凡是抗日的都是爱国的，日本人把鹿抓进去挨皮鞭，灌辣椒水，说明日本人视他为敌人，这就应该是我们的友人，不问他当时具体情况，就认为是掩护特务活动是说不通的。②李给鹿二千余元，自加三千余元才买了一辆八成新的自行车，最近才卖了二十二元，作为党组织研究此事应当科学地来分析，AlmmLormseStong著的斯大林时代中提到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过去有问题的人，恢复名誉者有6000余人，但大部分都死去。死者尚可恢复名誉，活人为何不加考虑？党组写上二千余元为何不加分析，人家不了解就会说他是特务，如果是特务我就不能和他在一起。③究竟搞错了没有？当时开过两次大斗争会，会上叫：“大特务，鹿怀宝，你干了什么？”是要他交待历史问题还是现行问题？为什么不在屋子里心平气和的交待历史，这样大会是我都要吓坏了。不要说鹿先生，事后被管制四个月，精神失常，说胡话，才养病三年，后来要求工作，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才要考虑了。可是究竟他是什么呢？糊涂炮弹吗？今天提出和风细雨，帮助党整风，决不会有“血口喷人，逼骗精神疲劳轰炸来搞出口供之事现在我们要认真分析，要求党员要站稳6亿人民的立场，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立场，不要怕火烧到自己的头皮，鹿自己签名盖章是不能作为定案的，应当从新考虑，他不应该落上一特务分子的历史结论。他当时的政治认识模糊，认为李广和爱国，才帮他，参加军统究竟办过公没有？干了什么事？收了多少钱，大家来分析。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少了，鹿先生没有被折磨死，我替国家庆贺，我建议任何人的定案都要好好考虑，做结论要非党人士参加，这个意见是否被接受，我只是本着从爱党出发才提出意见。现在处理这一工作的人当时不在场，但草率下结论，疏忽人的政治生命，和十五贯的县官差不多，究竟是搞历史问题还是搞特务？当时就凭鹿十几年没有改讲义，就说他专在家搞特务活动。我认为鹿是“大好人”。日本人打他，不许他说出这么多年他没有说，最近才谈出来。把当时搞他的档案翻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搞的是特务问题还是搞的历史问题？否则为什么开二千人的大会来斗？要谈到法律问题，当时尚无宪法，既往不咎，我要了解究竟鹿先生的问题搞错了没有？如果错了不仅基层来赔错就算完了，全国出的问题都一样，青年人这样受教育变为虚伪，血口喷人，逼骗口供，疲劳轰炸。回头再号召青年人尊重老年教师，他们都搞过教授，教授们不是贪污就是特务，汉奸，又如何能尊重？应当是领导运动的高级领导来承认错误。要问到底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特点没有？认识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没有？事实却是这些领导要把老知识分子按在地下滚，把有名的学者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跪在地上，这样作又如何使学生尊重老师？除非是这批学生走了，十年之后再从头来，刘忠敏现在在此，这里人请说明当时的情况，整风是更使人民彻底拥护而不是表面拥护。
(原载生物系油印资料，见《北师大反右资料汇编》)
来源：《“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