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如果首先不当作朋友而当作敌人，则无话可说。
这几天党员发言的少，说明有顾虑。讨论的问题多，但是在半空中，没提出党群关系问题，今天才接触了问题的实质，因人民内部矛盾最大的问题是党群矛盾。这个问题今天提出来了，但是小组会快完了。以后有机会应该多谈一些。如何使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更密切，做朋友？现在，有的人三心二意的教书，有雇佣观点，如何会关怀学生？我觉得校长与群众的关系，如与我的关系，只是政治上的关系，不是人的关系。只是他召开会我参加，领薪水，吃饭，英国有午后茶会，这个办法可以采用。不要一来即“正襟危坐”，过去党委书记是出了问题才来找，以后应随便来往，建立人与人的关系。党员不要以为来找我们，我们就会同你谈业务，这种顾虑是主观主义的。其实我们有些思想问题与苦恼愿意和党员谈谈。
非党同志之间，关系也不密切，因为怕被认为是搞小圈子。
党群关系问题首先应从党内检查。因为党是掌政的党，不要你们如何，我们如何，大家应是一家。
讲爱国主义应该有具体内容，应该教育大家热爱北大。去年校庆我们就没庆祝，当时我怀疑，讲校庆是否非马列主义的。
严仲强的文章说明我们往往把非党团的学生孤立起来，我们应把他当作子弟来看待，循循善诱，不要象围剿王蒙那样。不要一来就查成份。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邢其毅先生说知识份子在解放以后是降级了（邢说：“过去士农工商，士排在第一，现在是工、农、知识份子都是劳动者，所以感到降级了。”）这是别人没有说出来的一个新提法。很值得研究，在旧社会，中国知识份子也可以说是光棍。士大夫作统治阶级的工具，也是被轻视的。但是他有知识，因此很骄傲，很倔强。这也是他的最后堡垒。49年大军过江之前，我曾提过到南京接收研究院时，对李四光等应信任他们，不被信任对士大夫说是极大的侮辱。近两年党才把知识份子问题澄清了。过去不是这样，知识份子感到压抑很大。他们在解放前也没有向蒋介石屈服过，解放后也想沾点光，对国家作些贡献。但是前几年没有把知识份子看得起的，在教学改革、教育问题、科学问题上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心里很不舒服，背了很沉重的包袱。过去说一个学校好，总是以有几个著名的教授著称，但是解放以后很少提出这样的说法。总之，过去对中国知识份子没有全面的分析，56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大家欢欣鼓舞。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我们这些人才站起来，但还有些观望的心情。
于光远曾问我为什么北大这么多教授这几年落后了，我开玩笑说，请你搞一部拖拉机来拉吧！知识份子有“真知灼见”，不见重于人，不被承认，影响了情绪，所以他们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北大过去对饶毓泰先生重视不够，他要二十几平方米的实验室一直不给，他前几年情绪一直沉闷，近一年才讲话多了。
听说在十月革命以后莫斯科大学的老教授在课堂上骂共产党，学生告到列宁那里，列宁说你们是学他们知识的，他们骂，你我可以堵上耳朵不听，顶多骂十分钟，骂完了你们再听他讲书。列宁就有此雅量。应该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慢慢改造。把他们的地位提高，让他们有声望，他们才能抬起头来说得出话。
52年以来党作了很多工作，成绩应该肯定。樊弘同志说52年前北大挂的是白旗。如果说52年以前对马列主义一无所知是不对的。北大在解放前有两个潮流（民主与不民主）一直在斗争。从京师大学堂以来，学生的政治认识就很高。1902年曾发生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性的罢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能在北大成立不是偶然的。北大的民主传统是个主流，认为过去挂白旗不公平。不了解北大的历史，不了解北大的特点，处理问题就一般化。过去有许多先生与国民党作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周炳琳先生与蒋介石很有不同，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对反蒋的一面估计不足，解放接管北大时在孑民堂开会，当场有学生告周炳琳压制学生运动，周在会上站起来讲：“我周炳琳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听从处理。”会后我们都和他去“拉手致敬”。
岁月催人老，五十岁以上人的心情是希望把所知道的东西总结出来使下一代省一些时间，少走弯路。但是我们的意见往往不被重视，现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等问题，五年前我们就提出来了，没有人听。希望多搞一些小小民主，能集思广益才好。
经过解放以来的许多教育，这些知识份子至少也是个爱国主义者，这是基础，承认这个基础才能交朋友，前年对陈寅恪先生，全国群起攻之，范文澜也批评他，曾经和我说：“陈寅恪反对学习马列主义这还行？”其实没那么严重。当时我就有一些意见，不敢说。心里想：“你是党内领导这门科学的人，竟然排斥老科学家，不但不去说服青年人，反而去煽火”。当时不敢说是怕被目为“陈的一派”。去年才恢复了陈的地位。骂陈寅恪使历史学家有戒心。
这些意见提供整风参考，希望勿因人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