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肯定有三个主义，通过这次整风能否整好，我看不可能，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国家的政法部门和高教部有严重的问题。一个是严重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如果上边不严格去掉这些毛病，我校孤立的除“三害”是很困难的，例如政法部门使用知识分子方面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高级知识分子更受歧视，积极性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地方的政法部门较负责的非党同志很少。党员总是少数的，工作做好应该依靠大家，政法部门有什么道理把门关得那么紧呢？部队中和外交部门中还有较负责的非党人士，难道政法部门一定要这样紧。我校五四年毕业生去天津的几乎全没搞政法，五五年毕业的稍好，但出有问题。因此希望我校整好必须把上边整好。
我校五年来工作有不少改进，但还不够，还有很多不正常现象，我今天着重谈谈宗派主义和与此不可分的工作上的若干重大缺点。
从工作的改进和党群关系、宗派主义的轻重和建校以来分为四个阶段：
1．筹备、定型阶段：从筹备到戴铮同志离开、武付院长来校。
五二年八月二十日左右开始筹备，那时我曾多方奔走三个上司处（中央政委、华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但问题解决很慢，同时在配备幹部时过分地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有四个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来了我院。
当时的教师和学生都不是为了干训，那末在配备新的领导幹部时必须能照顾到合作的可能性，不然就等于大体上否定了四大学来的人。对这点，我也有责任，我的责任就是当时看到了合作上的问题而没有能提出或提出而坚持意见。九月中，戴铮、刘昂等三位同志来校，我有两个星期全力搞筹备，但因参加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不得不放手了，同时也产生了党对我职权尊重不够的情况，这点可以检查一下。此时训练班的型已定下来了，作风以革大的为主。
2．定型巩固加深阶段：武付院长来校到五四年初，党群关系特别不好。
戴铮同志走和武振声同志来，到五四年初训练班的型更加深刻化，更加巩固，在我是最苦闷的时期与党的负责同志关系不好，曾想法改进而没能作到。在这个时期内我同武振声同志吵了好几次架，互相扣帽子，不谅解。
3．五四年初到去年知识分子报告前我们关系上有好转。主要原因是五四年决定由干训班改为四年制。其次是刘镜西同志来了，作风较好，同进专家来了对我们帮助很大。
4．去年春天到现在有更多的好转。去年党委曾作过检查，但我看只能说是初步的检查。
1．党内宗派主义太多。有三方面来的党员（北大等校、革大和华北各地调来的）。在三批党员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革大来的，我那时有些敏感，嗅到一些问题，我曾给刘昂、武振声和刘镜西三同志都谈过，党内应该团结。这个问题可以检查。
2．轻视民主党派、敬而远之，对民主党派虽没说不合法但发挥作用很不够，而且武振声同志还给民主党派浇过水，王润同志也没给民主党派以重视和帮助，有的同志（如张文林）并说入了民主党派会影响入党，刘昂同志也曾经露过这种口气。
3．对工会不重视相当突出，此风至今仍未改进。
4．党的汇报制度和如何对待汇报问题：汇报制度必须要，但听汇报必须选择，过去听党员和积极分子汇报好像无边无际，如武振声同志常从高连贵处听汇报，我认为很不好，这是对我是否信任的问题，从司机处片面地了解我的情况必然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个办法很不高明，容易惹事生非。
5．对老教授的宗派主义：老教授中除了几个担任行政工作以外，成立了研究组。五二年夏社会上搞司法改革运动，我院成立後上级也有意要我们搞司法改革，但後来一再反复，费青同志曾建议我们自己搞，但领导不同意。直到全国普选时才正式作罢。在研究组不让老教师搞专业课而叫他们搞“杂业”，这一思想武振声同志较严重，刘昂同志也如此，如张锡彤教授到要离开我校前刘昂同志还要他搞编译组。後来逐渐让他们搞法权史、国家法等，但核心课如民、刑法，民、刑诉还不放手，不但对老教授而且对其他人如杜汝楫、罗典荣、余叔通也情愿放在政治课而不放在四大专业课。五六年夏有较大的好转，这时才允许他们自己选择专业。
到现在是否完全解决问题呢？严景耀同志出国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回来作了报告，报告後党内立即汇报，并且党委发现这一情况也没有按知识分子政策去纠正，这也是宗派主义的遗风。此时此地而对严景耀同志报告有些反映，是很不正常的，今後应避免不应有的类似的反映，否则教授和我是不愉快的。
6．照顾问题：评工资时按类排队，也很细心，对靠近我们的人照顾比较周到，对不那么靠拢的照顾的就差些。对照顾爱人问题，徐敦璋教授的爱人要出来工作，我和王润同志谈过，考虑把她放在图书馆，但无下文。
人事处的工作整个都带有神秘性，这不对。开始时张苏同志曾对我说，要搞好工作必须抓人事工作。但我抓很困难，武振声、王润同志并未能体会张苏同志指示的精神。我对人事处谈的事往往无下文，对我职权不尊重，这可能与王润同志的宗派情绪分不开。有人给我来信说，武振声、刘昂照顾革大的人多而你为什么不照顾四个大学的人？我把这信给武振声同志，武说他接到一封信，意思正相反，但却不把信给我看，我对他推心置腹，而他却不以平等待我。又如林国才的工资问题不合理，他五一年毕业，在五六年大调整以前有两次调整，不但没有提级反而把行政二十一级转为教学二十二级，工资也减少了，我提过意见，但置之不理，去年大调整後比外边可能仍低一点。我认为林国才工作不错，也安心，我虽提意见，但因是我学生而未坚持。又如刘芝莲在大调整前我两次提出提级，而王润、武振声等不同意，刘芝莲四六年大学毕业，四八年到北大，是图书馆领导的得力助手，去年提级我提出加两级以补以前的不足，刘院长同意而党员不同意，意见是说她自高自大，脱离群众，我认为这是乱扣帽子，今天请党检查她有那些自高自大？这是某些同志严重的宗派主义。
我认为正规化太慢，我们每人都应该认识原来所定的型是不对头的，革大在解放初那样做是对的，但现在应该整革大遗风。五三年初刘裕中曾提过有革大的经验主义，当时对他这种说法大加批判，由于认为过去不错，因而就可以不学，不懂装懂，保留了拖拖拉拉的游击作风。
对高等教育的特点应该有深刻的认识，这样工作才可以做好。发挥教授的作用，变离心力为向心力。各部门要安定下来，幹部在院内的工作岗位也不要时时调动。
对等级森严这一问题应该注意，可能党内对级别更起劲，要尽快的取消等级，行政上减少一些层次更好。
改进领导应该接近下层，接近同学，现在这方面问题严重，下去也不要形式主义的去。（摘自北京政法学院“整风简讯”第9期，编者略加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