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5月30日讯 林希翎(即人大法律系学生程海果)今天下午在人民大学所设的自由论坛上继续发表她对社会制度及人民内部矛盾的看法。今天讲话的论点虽然同她在北大的讲话有些重复，但显然又发展了一步。
林下午两点开始讲话，在两点前，大礼堂内就挤满了学生，来得晚的人不得不站在院子里，有人甚至爬到窗口上，后台也坐得满满的，礼堂内的人虽然空前的拥挤，但却是鸦雀无声，静静听着林的讲话，没有一个人发出嘘声。看来，是有好多人仔细记录她的论点，准备进行反驳的。林这时和在北大所遇到的情况绝然不同，她谈笑自若，毫无拘束，讲到有趣的事情时她就笑了起来，讲到激动时，她就连连的拍桌子。听众对她这些举动也毫不在意。她的讲话进行了四小时，还没讲完，主席宣布晚上接着进行。
她一开始就说，有些神经衰弱病患者现在害怕了，他们说北大比波匈事件还凶，我批评这些人，请他们放心，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北大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她接着说，我到北大去讲演完全是偶然的，因为我看到他们在辩论胡风问题时尽是玩弄法律条文，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
接着她说，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我今天的讲题是：社会制度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参考了铁托同志有关的讲话，现在提出我的看法。她说，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现在我国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这毫无疑问。但是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已不能适应公有制，产生“三害”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具体的讲如哲学、文学方面表现的教条主义、人事制度、保密扩大化、等级制度等。她认为这些官僚机构是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她并举出亲身感到官僚机构危害的例子。她说，她在北京市检察院实习时，遇到了一个判错的案件，这个人是个中学教员，本来是清白之人，却被关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待遇。曾绝食四十六次，后来他写信给彭真、教育局、中央，控诉北京市检察院作错了，但这些控诉信又都被作为公文转到北京市检察院。我也曾给刘澜涛打电话，要求查清这件案子，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这个教员还被作为精神病患者强迫去医院休养。由此，她就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造成的。她说，为什么人们想不到产生这些可怕事情的官僚机构呢？再如等级制度，比古罗马还要多得多，我曾到第六医院找一个大夫看病，据说他是给十三级以上干部看病的。等级制度多么可怕，它渗进到各个方面。
她说，过去中国人有媚外思想，崇美思想。现在对苏联来讲也有这种情况，对苏联坏的东西也学，苏联的教条主义也学。例如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就是从苏联学来的，人大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发源地及传播者。苏联的医学也是照搬，如组织疗法成了万应灵药，我自己就曾白挨了四刀，还有无痛分娩法等达到了一种迷信的程度。军队里的许多东西也学坏了。过去解放军有优良传统，接近群众，现在学习苏联实行了军衔制，军官的生活水平很高，军队官兵的关系搞得很紧张，过去是同甘共苦，现在都没有了。总之，共产主义一定要根据本国的特点，不能盲目崇拜苏联，不然的话，就要产生匈牙利事件。
她说，现在有些人怕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会造成匈牙利事件。所谓“偏激”，稍微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都有偏激。过去土地改革搞斗争，那不都是偏激吗？毛主席当初不偏激就革不了命。我的理解工人阶级是最偏激的。假若因为小资产阶级有偏激情绪就不能反官僚主义的话，那么中国五亿人口都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来反谁来反呢？小资产阶级总比官僚主义好，反对官僚主义是人人有责的。她说，小资产阶级的偏激，对现实不满是好现象，应鼓励人民对现实不满。
林希翎说，今天在座的有文艺界人士，我也来谈谈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她说，从李希凡、蓝翎两人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一条规律：被压制→不被压制→压制他人。
她说，李希凡当初是被人家压制的，幸亏被毛主席发现了，立即获得文艺界的重视，人民日报袁水拍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后半部还由毛主席亲自作了修改。但是，当李希凡爬到文坛上以后，就与以前不一样了，板起脸面来教训别人，他写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对王蒙的当头一棒。林希翎说，她很怀疑这篇评论是李希凡的真实思想，她还说我们的报刊老是以卫道者面孔出现，唯恐闹事。例如匈牙利事件以后，中国青年报的几篇社论就说匈牙利青年的民主太多了，实质上如果以马克思主义者来看，是民主太少了。林希翎认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及“桥梁工地上”虽都有些缺点，但揭露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可是它们却受到人们的打击。团中央宣传部一位部长曾说：“我要是蒋介石的秘书一定要转载王蒙的文章”。林希翎还说，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从实质上看是“政治投机把戏”，不这样就好像不足以说明自己的立场。
林希翎说，文艺界教条主义是极其严重的，中央一开门，下面就刮七级风、八级风。而周扬、林默涵这些人是文艺官僚，自己没有什么著作，却掌大权。他们干些什么呢？做大报告、参加宴会，上飞机场迎接外宾。照理作家应该接触生活，反映生活现实，但写出来的东西却反映了领导意图，这是一种颠倒的现象。她还谈到中国电影的枯燥、不堪入目，在苏联有一次放映中国电影时，一场只十三人看，其中还有六个是中国人。(记者按：这个情况曾刊于本社“内部参考”)
林希翎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被奉为金科玉律，他在部队时就知道文工团员们都要背诵什么为工农兵服务等等。胡风把毛主席的讲话讽刺了一下，可能触犯了毛主席的尊严，这恐怕与个人崇拜问题也有关连。林希翎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对当时来说是正确的，现在就不一定，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写知识分子呢？她说“文艺学习”杂志曾约她写文章对此发表意见，她提出一个建议：以“文艺学习”编辑的名义给主席写封信，如果主席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她就写，否则作罢。
林希翎的讲话中透露了许多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她说，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后70％的中共委员被斯大林枪杀了，等于摧毁了整个列宁时代所培养的老干部。斯大林独揽大权，甚至伏罗希洛夫参加政治局会议都要经过他同意，布尔加宁也很怕他。基洛夫被刺，斯大林就故意制造恐怖气氛以证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说法。法西斯德国向苏联进攻是事前正式通牒的(原话如此)，但斯大林十分自满，认为根本不可能，当打到莫斯科时，斯大林就措手不及了。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当时甚至有点歇斯底里，根本不似“攻克柏林”电影中所描绘的那样。林希翎还说，过去她十分崇拜斯大林，斯大林逝世时她整整哭了三天，看了秘密报告以后方知道眼泪是白流了。她认为不应当再进行愚民政策，秘密报告以及美国女记者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应该公开发表。
联系到肃反问题，林希翎不同意毛主席的看法，即说中国肃反没有扩大化倾向。她说，再可以翻翻罗瑞卿部长的报告，它完全根据斯大林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的理论而说的。我们没有法律，只好胡来。肃反中，南京公安局发给各部门逮捕证，一夜逮捕了二千人，弄得第二天南京城一片恐怖气氛，根本不管什么法纪。关于胡风问题，她说这个问题十分辣手因为它与毛主席有关系。林希翎说，我以赤子之心向毛主席进一言：主席搞错了我的话可能会这样说：“你这个丫头，我正要想用一些办法来解决呢。”她还说，毛主席说要检查案件，现在司法部正把许多案件大改特改，因为过去以党代政，审判却听党委的意见，所以现在要把案件上的党委会、统战部的批语等撕掉，有的要加补充材料。这样就看不出破绽。她还谈到在实习时法院把一个工程师案子弄错了，故意说成反革命，后来人民代表、民革中央委员谭惕吾要来检查，法院得知后就事先作了布置，怎么对待谭惕吾。她对此事深表不满。
林希翎认为苏联固然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斯大林并没有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即说民主也是抽象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带有封建主义的烙印。如果法国建成社会主义就不会像苏联、中国那样，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民主传统。她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比如工人管理委员会，企业可以自由竞争等等。
最后，林希翎提出几项建议，请中央考虑采纳。她说，应在整风运动中马上开始整党整团，要清洗一大批混蛋出党。这些人大部分是解放后入党的，他们中真正为共产主义的很少。当然不怪他们本身，因为在客观上等级制度，入党后可以看秘密材料等等特权影响他们。也可以动员这些人自动退党退团。她建议，今后入党要征求群众的意见，如70％群众认为可以入党就可以考虑批准，50％群众认为要罢免他，就可以开除他党籍团籍。同时要取消党员的一切特权，比如现在有些人对党团员就比较信任，而对普通群众就不信任。今后要求党员吃苦在先，享乐在后，这样就会有一批人不愿意入党入团了。关于如何巩固公有制的问题，她认为应该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让全国人民来讨论如何改革的问题。林希翎说最近看到报上有关职工代表大会的事情就很好，这是个开端，党中央要好好研究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工厂的经验。她认为干部下放也是个好办法，过去我国有个坏的传统，干部只能往上提不能下放，这样二、三年一提，一定时期以后大家都成为“毛主席”了，资产阶级国家就不这样，当部长的可以辞职，或者去当一名记者，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中国的部长假如这样做人家就以为犯了什么错误了。于是有一批老干部不学无术高高在上，光凭老资格吃饭。她说资产阶级两党制也有些好作用，在野党骂执政党，而当在野党变为执政党以后就揭露对立党的内幕，相互起了监督作用。后来她又加上一句，当然中国的社会主义比他们优越得多。
林希翎说今天她大胆地说出了这些话，可能会有人记录下来，断章取义地批驳她。她还要求领导如果真正支持“鸣”、“放”，就给予一些方便，印发她们的讲演稿，她引联共党史上的一句话说最苦的是现在印刷机都控制在统治者手里。北京大学有些人为了印自己的文章把饭钱也省下来，但还是没有一家印刷厂愿意承印。
朱继功 卜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