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去年八月全国音乐周演出了很多作品，同时对於如何承继民族音乐传统，如何接受西洋音乐理论技术的问题，引起了一系列的论战。中国作品之花及各家之言已有了“放”和“鸣”的开始。但由於中国音乐受了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及后天环境的影响，一声春雷还未能使万物完全复苏，所以在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及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录音以后，在音乐界中怎样来加强理论创作活动，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想提出一些个人意见来供给大家参考研究。
解放以来，音乐界在党的领导下，对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有很大的收获，使过去许多超阶级、超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艺术思想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可是，也有一些音乐理论批评，并不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用抽象的、原则的甚至是教条主义的闷棍，窒息了许多作家及理论家的创作活动。据我所知道，过去在上海有一位作者，写过一首歌颂领袖的合唱曲，遭受到某些批评家过分非难，从此搁笔不写；又一位作者也因为在演奏他的交响曲以后，受到过苛的批评，不愿再写东西，甚至在某些运动中，多方设法鼓励他创作了几首小曲，写出来也不愿发表；还有位作者，解放后，在很多次运动中，他都写过齐唱或独唱的歌曲，但他宁愿束之高阁也不愿投稿问世。
另一方面，某些音乐机构的领导同志对新音乐运动的发展，和“五四”以来到聂耳、星海以前的音乐活动的历史一笔抹杀，而把某些作家的任何作品都推崇得五体投地，件件都是珍宝，样样都是典范，不许任何人怀疑，也不许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有些作家的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优秀作品，也受到了百端摈斥。这与汉武帝时董仲舒那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法，倒仿佛有些近似。甚至於对现在作家的作品，也并不是公允平正，一视同仁。如对有的作家的作品的出版宽得来无曲不印，有的又紧得来吹毛求疵。像这些过左过右的倾向，有的在一九五四年时就有些好转，有的在去年音乐周后才开始改变，有的在今天却还看不出什么积极纠正的态度来。这对音乐界理论创作活动的开展，是有障碍的。
全国音协的领导思想、领导机构怎样健全同扩大，也值得考虑。全国音协自成立以来，对於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推动，具有很显著的成绩，这是不容任何人加以否认的。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许多工作却已落在广大群众的需要后面。譬如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中国音乐科学理论的研究，还看不出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来大力推动的迹象。如近来也出现过一些优秀的评论介绍，但停滞在不联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及仅凭感性认识的肤浅体会的评论仍然不少。特别是一九五五年对贺绿汀同志“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一文的批评，一忽儿是大张旗鼓如临大敌，连同情贺绿汀同志文章的意见，也遭受到驳斥、一忽儿却又虎头蛇尾烟消云散，使群众对这一次的讨论是非难辨。如果就事论事，贺绿汀的文章，虽然存在着一些值得修正的地方，但据我看来，并没有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如果当时能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和风细雨地交换意见，既可帮助同志解决问题，又可教育群众提高认识。我觉得今后在处理事情时，实在应该考虑怎样才能尽最大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如何把较少的老作家团结得更紧，把新作家培养得更快，如何把音乐出版、演出、推广工作与理论创作配合得更密切有效，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目前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点，这与全国音协的领导思想，领导机构的健全和扩大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最后，在中国音乐界中，真正具有一定专业修养水平的作曲家同理论家为数实在不多，就在这少数人中有一部分还担任着较为繁重的行政工作及教学工作。他们既没有规定的创作假，在创作、理论等专业工作的时间上又得不到保证，因此，要很多人利用无十分把握的业余时间来从事创作理论活动，远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这个矛盾要彻底解决，在今天是有一定的困难，但因人因地作适当的安排，目前还是必要的。
为了搞好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建设工作，扫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程中的阻碍，我很坦率地把我个人尚未考虑成熟的意见提出来，是否正确妥当，还请同志们指教。
（1957年4月27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