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谈谈党委在学校的领导问题。由于自己所处岗位的限制，看法不一定全面。
解放後党就进入了学校，领导了学校。解放初期，党领导的各种民主改革运动是走了一些错误的道路的。即马列主义所说的不符合客观实际。
我们的政权是党领导人民经过流血牺牲换来的，非常宝贵，全国人民都维护人民政权，拥护共产党。但在三反、思想改造几个运动中撞伤了很多人，党在处理一些问题上表现盲乱粗暴，掌握不住政策。而当时有些人自己也掌握不了自己，二者结合起来，在群众压力下，你要他承认反动思想他就承认有反动思想，你要他承认贪污，他就承认有贪污。以我自己为例，我在昆明师范学院时，左右我命运的是我的一个学生。他是地下党员，过去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学习成绩不好，不及格我就打不及格，他对我有意见，後来在思想改造中，他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要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注一]，结果所写的那分“思想检查”根本与事实是两回事。我为此事是背了一点点包袱，但影响不大。所以，昆师的院长还说：王钟山这个人很奇怪，运动前是那么干，运动後还是那么干。而有些人是思想不通的，如阎修文先生……在这次号召大胆“鸣”“放”中仍有顾虑。
这次学校在解除顾虑方面是作得比较好。在教师座谈会上，首先是董时光先生放了一炮，这炮打响了，而党委对此未加阻止，并给予鼓励，同时将他的全部发言还印发出来了，大力宣传这事作得比较好。但还有不足之处，在传达毛主席报告前，丘晓同志的报告是有“收”的意思，而在开始放的时候，对这种“收”的思想未进行批判。[注二]其次院领导在接受意见时心胸还不是那么开阔，不够虚心。这里我对张院长提个意见。有一次××会，×××同志在会上提了关于修生物园的意见，张院长当时就在会上批判了，而×××是个老党员，他与群众相处得很好，群众反映很好，他是党员，党员提意见张院长都不接受，别人就更不敢提意见了，使我感到张院长接受意见不够虚心。
关于对有些问题的处理上，继盛叙功先生所谈之後，我还认为那些在运动中受了委屈的，领导上应当众宣布，明辨是非。
要贯彻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的方针。
在学校里的党委制是必要的。旧社会的大学里很多都是教授治校，如过去清华大学，以评议会来治校，当时说这个评议会就是个把头会，当然把头形式要不得，但评议会也有两点好的不能抹煞。一、这些人是忠心耿耿在办学校；二、有业务水平懂得怎样办学校。如用人才，邀请教师是在工作上有了表现的时候才邀请，处理问题是一步一步有计划去办。所以当时清华还是办得蓬蓬勃勃的。现在党委办学校，是有基础的。第一、我们几位院长都是老党员，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这是肯定的；第二、他可以在市委直接领导下来进行工作，就可能把学校办好。就从党的这个系统来说，也必须要党领导，否则换非党人士来就不行。上下难通声气，党在学校是起了核心作用的，因此我说，党委可以办学。但是目前还是存在着问题，党委不大精通业务。反映在工作方法上，一般化，对教育部的布置，没有结合学校具体情况研究，上面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照样层层放下，给下面灵活工作的余地很不够。又如汇报问题，很少找教研组的同志汇报。如上一堂课，老教师反映一样，同学反映一样，青年助教反映又是一样，出入很大。有些问题本来就不是那么简单，而汇报又不全面，到底听那些人的对呢？事情坏就坏在这里。来汇报的都是所谓靠拢党的积极分子或者党员，其中有的比较幼稚，听领导怎样说，就怎样作，于是脱离了群众，群众反映不好。我参加了×××入党的会议。会上介绍他有个最好的条件是一贯靠拢党。实际上这些人靠拢党，不是靠拢党的政策，而是靠拢党员，是靠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与×××、×××[注三]他们在一起开会，就开不起来，以前我作工会的组长，有的小组会本来只需十分钟的，但他一发言大道理很多，于是就要搞半个钟头。
地理系党支书××同志，是个老实人，没有什么党员架子，但不懂业务，能力不够，但却是系的领导。过去我不清楚，糊胡涂涂的，有一次我向赵主任建议，把一些事交给×××同志去作。他说不行，党支部领导系，他是领导，这些事务工作不能交给他作，不能把他当成系秘书看待。听说地理系以前是民主有余，集中不足。大家不想争领导权，都愿帮他把系的工作办好。他的威信很高。他是地理系唯一能作系主任的人，如硬要派一个党支部书记来，他又不是大家选出来的，水平低，认为我们党支书是一个可以作这可以作那的，只能反映反映情况的人，如要他来作领导是不行的。系主任辞职是否与此也有关系呢？我认为如果系科主任很好，系可以不要党支书，党支书水平低，能力弱，不解决问题。如把系委会的作用充分发挥起来，对系里的重大事情作出决议交党委批准，我想这样对工作的好处还要大些。
杨××同志是个比较直率的人，不像×××那么坏。但他是一个工程师，不懂业务，不懂教学。工作方法简单生硬。他与我在工作上不够携手。上次在北京开会回来後，谈到科学研究与教学问题，我认为教学与科学研究并重，才能搞好工作，而他主张搞好了教学，再搞科学研究。对这问题理解，我们两个有出入。以後他把在外学习的杜子荣先生中途调回来。把送去进修的教师也停了下来，这个作法我不赞成。他很能对一些事情加上理由。如我们准备把王树型[注四]调去学测绘学，因他不赞成，便引了几条理由，如说测绘学院所教的与师范学院地理专业性质不同，说送他去王钟山都不知道……捏造了这些理由，是不会使人服气的。如说筑墙的话，我与×××先生之间就筑了一道墙。而他是党员，我是非党员，于是就形成了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了。这些问题在教研组里已经摊出来了，是与非究竟如何来作结论，也许“非”在我这边吧！
党员的思想方法要改造，非党人士也要改造。党整风，非党人士虽不整风，但也必须让他们树立主人翁感，要非党人士搞工作，不要怕犯错误，领导布置了工作，能够使得他们在某种限度里面，有他的自觉性和灵活性。但是这个毛病在这个学校有，那个学校也有。应当打破。
听说去年暑假时间学校的工作计划全被教育部临时布置的工作打乱了。我们应向教育部提意见。应当保持学校的正常状态，不要一时这个指示，一时那个指示，把下面工作搞乱了。还要向教育部提的第二个意见是招生质量问题。招生不能保证一定的规格，而又要教师包教，送来多少学生就要送出多少学生。去年就有学生说，你说我不好，为什么我又及格了呢？这是降低了标准来打分的。因此毕业生如何能保证质量呢？以後这个工作应交给教师来做。
领导上交给我们二十四个字，都是长期工作。即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通过这次整风运动也应当建立起一系列的制度，如升等晋级评薪等制度。我们学校老教师很少，新教师多，新教师担任的工作与老教师差不多，因地理系在解放後变化并不大，新教师的水平与老教师的差不多。赵主任说，工作三年的助教是相当管用了，对他们应该多鼓励。而杨××先生在系上对助教有问题的一面，毫不加以鼓励。评薪中规定“助教基本上能讲课的就可以升讲师”这个规定我认为是对的。而现在助教升讲师与讲师升副教授的标准似乎有些混乱起来了，没有—个尺子。近一两年来，我深深有这个感觉，自己“很不够”。新教师要学习，老教师也要学习。
我一到西师就感到西师是个大衙门。无论在院里在系里都有这种感觉。过去我在昆师，昆师是个小学院，大家都知道。刚来西师时只有方教务长、李教务长认识我，那时住在杏园学生宿舍，初到那天，什么科长，事务长……都来看我，当天很热闹。但自此以後再没人来看我了，这是个形式主义，走过场，也可说是个官僚主义吧？以後假期里，我因孩子回家，需要床，到事务科去了一趟，一下子好几个工作人员都来接待。我看他们主要是知道我是个教授，因此才很积极，听其它人说助教去要房子，要东西就不理睬。
招来一批教学辅助人员，不安心想调工作，学校也知道，但未解决。我们教研组最近来了一个姓傅的高中生，刚来我就向他说，你要作长远打算，我们很需要辅助人员，希望你将来成为—个辅助人员专家，如果你不愿长久干下去，我就马上给你反映。他不说话了。据说他们很多人不安心工作，学校应设法解决。
[注一]这是王对党员的丑化诬蔑，他(王指的那个学生）在1948年于昆明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逮捕送入集中营，而那时王在集中营作教官，作过反动报告。解放後他回到昆明师院读书，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了帮助王，给王提供了检查线索，对王的丑恶历史进行了揭露，王即怀恨在心，对他进行报复。从这里可以充分的看出王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态度是极不老实的。
[注二]该报告是传达党委一大会议的精神，批判在匈牙利事件後产生的一些错误的思想。
[注三]指地理系的两位党员，其中之一是担任的副系主任职务，王钟山以他为主要打击对象，下文—再提到。
[注四]王树型，地理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