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先生的意见：政治待遇与书斋生活发生了矛盾。
有一天，记者去访问了一位教授，刚一坐下，他就声明他现在不做零星生意了(意思是不给报刊写命题文章)。他说，现在知识分子需要的是“时间”。而他，不但不能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连六分之一的时间也从来没有保证过。所以，他决心对自己宣布几条清规戒律，使自己有一点点书斋生活，能坐下来读点书，做点工夫。记者一边听着他的谈话，一边想起昨天有位先生说的同样意思的话。那位先生在谈话中引述了几句“哈姆雷特”，大意是——“说话闪闪铄铄，非常玄妙，有意思又没有意思。可是这样的东拉西扯，倒也会引人注意，真以为话里有什么深意。”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样的时代风习是已经过去了。真理要求具体。百家争鸣决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来鸣，百家争鸣会把这种东拉西扯的风习推得更远，送进坟墓。要是谁还敢“说话闪闪铄铄，非常玄妙，有意思又没有意思”，会被嘘下台去的。因为百家争鸣要的不是戏台上的红脸黑脸，要的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的真真实实的角色。所以，现在大家出冷汗的是，感到要有时间有条件做学问。——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希望安静的书斋生活的心情，当天记者又在另一个地方听到。
当天，记者又去访问了一位哲学教授，他在回答了记者的询问——哲学讨论会开过之后哲学界的打算怎样？接着便谈起他和一些朋友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之后的感奋心情。他说。哲学上的争鸣，无论过去是研究黑格尔的也好，研究康德的也好，对马赫哲学、对维也纳学派有着深湛研究的先生也好，决没有人挺身而出，说自己是唯心主义者，是代表黑格尔学派或康德学派来争鸣，决没有这样的“仁人志士”了。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也许可以说是由于政治上的风力，现在则是由于认识。这是好现象。在哲学上的争鸣，大家的主观愿望既然都是唯物论者，天下一家，那么，留下的只是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批判唯心主义的问题。然而，要做到这一步，就得一方面下工夫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同样下工夫研究唯心主义各学派。现在，无论对新康德学派，对新黑格尔学派，对逻辑实证主义，光说一句“腐朽透顶”，谁也知道除了说明自己浅薄而外，是解决不了问题，批判它不倒的。所以——他说，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他和一些朋友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书斋，是那些新买来的和那些过去购置的几年没有摸过而尘封已久的书籍。他深致慨叹地说：“问题就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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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有时间呢？这是一个老早就叫开了的问题，有的说是业务工作太重，有的说是社会活动太多。有一位先生对此作了他的分析。依照他的看法，不是业务工作太重，而是业务工作中的烦琐主义占去了知识分子的许多时间；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几年来的“政治待遇”把知识分子拉出了书斋；使人野了心，即使有时间坐在书斋里也坐不住，两眼不是看着书本，而是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他认为这也是一种条件反射。他认为孟夫子说得很对：“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现在，知识分子要努力去“求其放心”。
这位先生笑着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爱好。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对政治是有着热烈的爱好的，知识分子的老祖宗孔老先生一生就非常热中于政治。他奔走于陈蔡郑卫之间，以至被郑人嘲笑为“累累若丧家之犬”。他常常吹牛皮，说“其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他常常“估之哉！估之哉”希望有人用他。他希望“得其时则驾”，想坐着汽车投入于热烈的政治生活。结果没有人用他他就发起牢骚要“乘桴浮于海”了。这位先生说，过去的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本来就是做官，“学而优则仕”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过去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去做学问。一种是做足了官告老归田、或是做官不得意不得不归田，这才拿起书本来做他的名山事业。一种则是不幸而官运不通，只好做个山林隐逸之士，干他的“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千秋工作。他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关心政治生活和从前的知识分子热中于做官，谁也知道有着原则上的不同。可是，他说，他每每想到自己，总觉得在自己的思想深处，还有着孔老先生的余气，照照镜子，还有着孔老先生的影子。他也知道，坐下来，好好地做出点成绩，同样是为人民事业服务。然而，外在的影响和自己身体中的这种孔老先生的余气，总使自己在书斋中坐不下来。他认为，没有时间，应当到这中间去找找原因。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先生谈到他自己，谈他的社会活动是太多一些，常常这里开会、那里开会，几年来没有时间去亲自己的本行。他说西南有一所大学的一位副教务长，当年在巴黎留学的时候，一篇论文得了两个博士学位，这几年由于忙于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拿出这篇论文来自己也看不懂了。他说他虽然还没有到这位副教务长的地步，可是也相去不远。夜深人静，有时候不免有些怅然于怀。可是，他说：“羡慕我的却大有人在。”他遇到一位老朋友，他称道这位老朋友社会活动较少，可以安心地坐在书斋里做点事情。不料这位老朋友回答说他也流光空过，没有做什么事情，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在政治上不受重视，心情很寥落，书也读不进去。他说他是“一失”，而这位老朋友是“两失之矣”。他认为这是一个矛盾，是知识分子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变革中思想上的一个很大的矛盾。感到社会活动太多而向往于书斋生活，是好现象；在书斋里坐不住而希望参加社会活动，也是好现象。他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首先想到的是他和他的这位老朋友的两种不同的心情。他希望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展中，会把这个矛盾解决。
有一天下午，记者坐在一位老教授的书房里，和他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教授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他久久地望着窗外照壁上的阳光，没有说话。后来，他忽然笑着说，知识分子的心情是复杂的，是敏感的，热也热不得，冷也冷不得。现在一方面是要调节一下空气，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应当煅炼一下自己的体力。他说，在蒋介石统治时代，许多先生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不愿以清白之身在乌七八糟的宦海中浮沉，用沉默对当时的统治者表示了最大的蔑视。这在当时，书斋中人自视很高，非常珍视他的傲骨，认为足以“风世”。在朋辈之间，也是尊重这种态度，互相予以鼓励的。鲁迅先生在“出关”中曾借用老子的口，说他(老子)的脚是走流沙的，而孔丘的脚是走朝廷的。这些书斋中人对于那些离开书斋跑朝廷的脚色，谁也没有半点羡慕之意，谈起来不是为之太息便是翻着白眼。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空气不同了。由于外面的空气的震荡和自身的要求，知识分子走出了书斋，热心参加各项学习，参加各项政治运动，要求或希冀各项政治待遇——学习、参加会议、听报告，热情向往于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这是非常好的现象。社会活动较少的人，在书斋里坐不住，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治待遇，无论他的出发点怎样，这都是非常好的现象。这说明社会不同了，知识分子的心情和看法完全不同了。不过，在有些领导方面的某些举措上有着缺点，造成了一种风气，影响了有些知识分子对政治待遇的看法和态度，使政治待遇与书斋生活对立起来了。使得有些先生天天忙于开会、忙于听报告和作报告，他们的书斋是尘封三尺，失去了主人的眷顾，也失去了生气。同时，又使得有的社会活动较少的人，却又怀着“独自倚栏干”之感，望着窗外的斜阳而自叹在政治上没有受到重视。对在政治上活动较多的朋友是怀着自卑的心情，对同样的政治活动较少的朋友则又相对无言，心里默默地在想——“我们又怎样呢?”他们的书斋同样受到主人的冷落。
这位老教授说着说着自己也笑了。他说他说的两方面都只是少数的人。他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心情，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他，由于年龄，由于自己的经验，是能深深地体会这种心理的。他说，自从去年知识分子问题和“向科学进军”提出来后，大家便叫开了，说没有时间，“时间”成了一个问题。其实，业务工作太多以致没有时间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在高等学校，在科学研究机关，业务工作是会要推动你去读书，去做研究的。叫着没有时间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非业务性的活动太多，还有就是这种渴望政治待遇的心理——一种心理战，使社会活动较多的或较少的人同样在书斋里安不下来。他笑着说，现在有的先生嚷着社会活动太多，开会太多，占去了他们的时间。其实也只是嚷嚷而已。有的先生是“此中乐不思蜀”，已经养成了在书斋里坐不住的习惯。要是真的减少他们的社会活动，减少他们的开会、听报告和作报告的任务，他们倒会感到一时四肢无所着落，甚至会感到受到冷淡了，时时会尖起耳朵听着门外的足音——是不是送开会通知的来了。所以，他认为，现在是要调节一下空气，让有些先生有时间也有心情走进书斋，安下心来钻钻学问，使书斋由于耐心坐书斋的人受到重视而受到重视，这，领导方面要作些努力，而有些先生也要努力，努力改变这种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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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怎样解决？记者听到一位女教授说了一些在记者看来是颇为中肯的意见。她说，时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的就是时间。我国春秋时代酝酿蓄积在文化学术上开出灿烂的花，是几百年的事情。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而是整整一代的事。然而要在这一伟大的时代在学术文化上开花结实，那就靠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到书斋里去，到实验室里去。没有耕耘，任是怎样肥沃的土地也不会有收获的。知识分子不要辜负了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要让我们的后人责怪我们努力不够，而要让他们羡慕我们，对我们怀着缅怀感激的心情。她认为，这几年来，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脱离书斋生活，这几年我国学术界的活跃，知识界的崭新面貌的呈现和科学上的许多成就，就是证明。而且也就是知识分子热心参加政治生活的闪光。同时，过去几年，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外边热火朝天，知识分子当然在书斋里坐不住的，也不应当安坐书斋而不问外面的废兴。它把知识分子的书斋的门打开了，放进了新鲜的空气，把知识分子——就算是拉吧——拉出了书斋，这不是很好吗。这是时代，是时代的要求，是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也是知识分子感染于时代在自身中激起的要求。这是知识分子在伟大时代变革中的一次洗礼。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提出，也就是由于有了这个洗礼。当然——她说，社会活动占去了知识分子不少做学问的时间，而且使其中有的人在书斋的日子太少，有的人还产生了不安于书斋的寂寞心理，也是事实。由于在“政治待遇”的某些举措上以及观念上有着缺点，以及知识分子的旧习未能尽除，助长了有的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患得患失的心理，也是事实。现在，情况不同了，要求也不同了，应当从观念上也从某些办法上改变一下了。
不过，这位女教授认为，现在，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够了，关心政治生活够了，应当说，对有些知识分子说来，还是很不够的。她说，现在应当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是要采取一些举措，鼓舞知识分子的书斋生活，在政治上尊重他们的工作，重视他们的成就，减少他们的社会活动，给他们创造书斋生活的条件——工作上的条件和观念上的条件。另一方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不是走进书斋就可不问政治了，而是把书斋的门关上后，不能把心的门也一同关上。知识是为政治服务的。要把政治生活与书斋生活结合起来，使书斋生活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主要部分；正像工人的车间、农民的农作成他们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主要部分一样。她笑着说，希望改变办法，更重要的是改变观念，使有的先生不致天天圈在社会活动中，不但书斋冷落，而且弄得夫人“含情无语倚西楼”，自怨不该做了一个“专家夫人”；也不致有人感到在政治上不受重视，连书也读不进去了。她说，这也是一种思想改造。
这篇报道，在这里打止了。根据这些先生的意见，是要改变观念。然而，怎样改变观念呢？有位先生说，这也不难，只要用事实去提倡。因为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掌握它的是人，是我们自己。
(光明日报4月25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