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政法学会做具体工作的。关于学会和政法研究的问题，我在学会会谈了二个钟点，现在不谈。我应帮助党搞好整风，我认为有的人有顾虑，不是争鸣，而是哀鸣。有一位同志在发言中认为法制局机关内没有墙，但我遇到的另一位同志却说是墙太高了，弄得他“云深不知处。”八年来培养了抬轿的人，坐轿的人很舒服，甚至现在有的想下轿了，可是抬的人还不肯放。有一笑话，轿子四个人抬，第一个人是扬眉吐气，第二个人是不敢放屁，第三个人是昏天黑地，第四个人是摇来摆去。前呼後拥，肃静回避。整风运动就是“下轿”运动，请党员下轿，深入群众。党有错误，这是光荣，是规律，因为多办多错，不办不错。有人认为不能说党的错误，有的人说：上级幹部太好，中级幹部太少，下级幹部乱搞。最後一句话是对的，但是否上级幹部就好了呢？不是的，一切始于北京，始于中央。我家本来是穷人，是破落户，後来我做事寄了钱回去，父亲买了田，成份算地主还是小土地出租者还需考虑。土改时我会写信给当地领导，後来父亲在京还是被逮捕了，因为我写过信，同志们说我立场不稳，我又去信请罪，来信说我没有罪，父亲只是思想顽固的地主分子，可是派出所就算我为反革命家属找我训话，又把我妻子儿女叫去。逮捕父亲时并未明言是逮捕，仅说叫他去谈谈。在前政法委员会时我说过：“为什么要把森林砍掉，而去培养幼苗？”有位同志就问我什么是森林？我的话当然是不对的，但六亿人口大国，何在于几位书生？
我在中央政法幹校时，开政法教育会议，我们有几个人重视这个问题，在一块互相交换意见，这当然是对的。但有人对我说：“这样不好，否则就会反映给领导了。”後来肃反时幹校领导竟说他们敌情观念不够，说幹校有胡风分子集团。有某同志要我给一个人写材料，第一次写了後，又要重写，这哪里是给人写材料，这不是审查我吗？当然过去大胆怀疑是对的，但我这个意见还可供整风参考。因胡风是我的老朋友，肃反时叫我写材料，我交出了他过去的一封信，但有人反说我仅交有利的材料，并说我是两面派，这些都显然是“有罪推定”。因此并不是地方幹部不好，而首先是上级幹部。北京的要下轿，有的人还要下台。政法界有一个特点，别的地方没有的，就是“司改”，司改中学旧法的人杀的杀，关的关，可也有些人却在作部长、司长。当然该杀的应该杀，不当杀的就要平反，司法改革应是这次检查的重点。“以不教民战是为弃之”，是谁叫他们审案的？现在牺牲的只是在前面打仗的，而不是在後面指挥的。那些在後面指挥的人却还在做官，这些人应该下台，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毛主席说要大家来做仁人志士，中国需要这些人。语重心长，我很感动。秉笔政的要下台，如人民日报总编辑就该下台。我认为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不是歌功颂德的。好的文章是反现状的。当然现在不是提倡反现状，但有错误谈一谈又何不可？现在不会有章太炎、邹容，因为没有那个气候、土壤。1950年以来，党员都是胜利者的面孔，只要歌功颂德，不听反对意见。少奇同志说现在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统一，是对的，但社会上不能说没有问题，残余特务，幹部违法乱纪等。过去说三十年一小乱，六十年一大乱，乱後必有凶年。现在还是有天灾人祸。建议党应“抓住法制，抓住科学，广开言路，广开贤路”。天灾用科学征服，人祸以法制来治。党在经济、军事、文教方面都有办法，如平定物价、扫盲等，但不懂的恰是政法，恰是科学。现在缺少法律，说是从无法无天来的，说是要从实际出发，这只是自我陶醉，鸵鸟政策，阿Q精神。旧的法律都推翻了，迫切需要一个标准。我们学习苏联，为什么在立法方面不学习？现在缺乏标准，说什么“少杀长判”，这简直是害死人！“齐放”就是广开言路，但有些人当作是一阵风，刮过去了还是我来呀！你们还是不敢讲话的。别以为这是一阵风吧！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谁也挡不住的，不能死灰复燃。大家赶快起来吧！不要让一阵风刮过去。广开贤路，就是不但要说，而且要行动，谁有条件谁来干。德才资的幹部政策，实际上德者资也，放了一炮，就吃几十年饭，像辛亥革命以後一样。
幹校一领导同志说幹校的培养对象是老幹部和青年，因此旧知识分子大为波动，後来领导上又解释说：老幹部与青年只是重点，旧知识分子也要照顾。我认为要看是否有条件，老幹部也要有条件，否则就改行，老教员有条件也可培养，为人民服务又有什么不好？
我有一感想：蒙古人进来，分人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清朝也是满人、汉人分得很清，一个胡林翼还要放一个官文监视他。现在是一个党员，一个群众。当然这话不对，但可考虑。我会问党员，你们怕我什么？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也不後人。我认为今天开会等于请客，踊跃发言等于把菜吃光，党就是不要我们说我们也要说，我们大家要做仁人志士。
[原编者按：反右派斗争开始後，杨玉清对上面这份发言记录提出书面修正，现将其修正後的发言记录附载如下：]
我是在政法学会作具体工作的，关于学会和政法研究的问题，我曾经讲过几个钟头，现在就不讲了。
这次整风，我觉得我们应该争鸣，说出自己心坎上的话。但很多人有顾虑，说怕报复。这简直是哀鸣，这种话的本身，就是对党的一个批评。
我曾经遇着在法制局工作的一位同志，我问：“有人说法制局没有墙，你觉得呢？”他答：“是的，墙太高了，他被闯昏了，弄得‘云深不知处’”。我说：“是的呀！一直到现在，坐轿的不肯坐，而抬轿的偏不肯放”。
我记得过去笑话书上有这样的话，形容四人抬轿，第一个是扬眉吐气，第二个是不敢放屁，第三个是昏天黑地，第四个是摇来摆去。前面的人，就打着牌子，肃静、回避。这当然是笑话。我们的党员，有些脱离群众，很像坐在轿子里边。几乎有的党员到什么地方，人家就要肃静回避。所以我想说，这一次整风运动，就是下轿运动，希望在轿子里边的党员走下轿来。
但光下轿还不够，还有的党员，不但坐在轿子里，甚至于还把轿子摆在台上。这种人不但应该下轿，同时还应该下台。
有人这样说：上级幹部太好，中级幹部太少，下级幹部乱搞。最後一句话，在地方上说，是有它的根据的。例如湖北去年因种粳稻300万亩，收成不好，农民就大有意见。说：远望一片青，近望一尺深，露头三粒谷，费了政府心。至于上级幹部太好，是不是就对呢？我觉得，上级幹部，特别是在北京的上级幹部应该提高警惕。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很好了，就忽视了整风的重要性。例如我家本是穷人，後来我做了事寄钱回去，父亲买了田。我家人口很多，成份算地主还是小土地出租者还待研究。土改时我曾写信给当地领导，说据我所知，我的父亲没有罪恶。如果有回乡的必要，只要来一封信通知就行。结果还是来北京把我的父亲逮捕回去了。因为我写过信，那时在政法委员会，同志们说我立场不稳，我于是去信请罪。来信说农民对我无意见，父亲只是思想顽固的地主。可是，派出所就把我当反革命家属，时常叫去谈话。我的妻儿，还被叫去和脚镣手铐的人在一起开会。这种情况，我想向政法委员会领导上反映，先和一位同志商量。他回答：“你不要讲了，你再讲，大家会有反感”。所以我就不反映了。又例如关于学旧法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我曾经向政法委员会一位同志说过：“为什么要把森林砍掉而去培植幼苗”？他回答：“什么人是森林”？我把学旧法的人当做森林，当然不对。不过，我总有这个想法，中国六亿人口的大国，不在乎几个书生。这种人还是应该设法用的。还有，在中央政法幹部学校时，我们有几个人很关心政法教育会议的事，所以相约交换了意见。当时领导上就认为不对，说这是自由主义，脱离组织。以後肃反时听说领导上还认为他们敌情观念不够，指那时谈话的几个人是有如胡风分子集团。因为这件事，在肃反中幹校还要我写过某一同志的材料；一次不够，还要我写第二次。我说，这不是要我写旁人的材料，就是不相信我，就是要审查我。还有，肃反时，在政法学会，因为我和胡风是老朋友，我写了材料，还交出了很多年前胡风给我的信。有人说：“为什么你交出的都是于你有利的材料”？还说我是两面派的手法。这简直是“有罪推定”。当然，大胆怀疑，也是很必要的。我说这番话，是摆出我亲身的感受。如果说乱搞，应该说是从北京起。我们在北京的人，绝不能因为特别靠近毛主席的光辉照耀，就松懈了自己的注意力。
我还觉得，我们政法部门在各种运动中还有一个特点，是其他部门所没有的，那就是司法改革运动。在司改中旧法人员在工作中犯了错误，杀的杀，关的关。但其中也一定有些不应杀而杀、不应关而关的。这一次应该检查，应该作政法部门检查的一个重点。同时“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在上面负司法工作领导的人，不能说没有责任。然而这些人也是学旧法的，却仍然可以作部长、作司长。这些人应该下台，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
我听了毛主席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要大家作“仁人志士”，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一次整风，也包括整文风。秉笔政的人要下台，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就该下台。因为人民日报多年来代表了一种文风。我觉得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自古以来的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天还要出几个章太炎、邹容来反政府。今天也绝不能有这样的人，因为无此气候、土壤。我只是说不能形成一种歌功颂德的文风，我们见了错误就得讲。党员有错误，是光荣，是规律，因为多办才多错，不办的就不会错。有了错误讲一讲又有何不可呢？
我还想向党提出几点建议，那就是：抓住法制，抓住科学，广开言路，广开贤路。
中国历史上，老是有天灾人祸。所谓30年一小乱，60年一大乱；还说，大乱之後，必有凶年。今天诚如少奇同志所指：我们完成了空前未有的统一，空前未有的安定。但天灾人祸，不能说我们今天就完全不成为问题。当然，我们在天灾的面前，不是束手无策的。我们一定得进一步抓住科学去消灭天灾。我们八年来消灭了最大的人祸——战争，但残余特务、流氓和违法乱纪的坏分子等等，还不是不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所以也得以法制去消灭这样的人祸。我们党对军事、财经、文教等等都有办法，但法制、科学是薄弱的环节。只怕党不抓，党如果抓起来，一定会有办法。例如法制的问题，一切旧的推翻了，需要一个新的标准。苏联革命後列宁特别亲自抓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一切学苏联，只有这一点又不学苏联。过去不必说，现在已经八年了，不能还说条件不够，应该适应客观事实的需要，抓住法制工作。如果还是说过去的一套，我们是从无法无天来的，我们是要从实际出发要从经验中总结提高等等，那就是法制上的鸵鸟政策、阿Q精神。
关于广开言路的问题。这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广开言路。但这不是一阵风。是我们长期实行的政策。如果有人以为一阵风刮过去了，自己依然可以不让人讲话，那就是错误的想法。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谁也挡不住的。在中国过去也说：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忠经上还说：始之以顺词，中之以抗议，终之以死节。我们今天当然不必如此。但这种犯颜直谏的精神总是说不坏的。
关于广开贤路的问题。有些人不光是说话的，也可以办事。这种人，我们应该用。现在用人的标准，是德、才、资。其实有些地方是德者，资也。几乎等于辛亥革命一样，放一炮就可以吃几十年。昨天我才知道一件事情：有的转业的人可以作厂长，可以作经理，还可以作总工程师。就是用人的条件，限制太严，使得某些党员，成了万能。我在中央政法幹部学校时，有一次领导同志报告，他们培养教员的对象是老幹部和青年。我觉得不应该以人分，应该提出条件，谁够条件就给谁干。当教员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老幹部够了，老幹部可以干；老幹部不够，老幹部也不能干。旧知识分子如果锐意改造，够了条件，也不是绝不能干。如果以人分，那就会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故事：蒙古人关分人为几等，清朝又分满汉。这话当然不对。我提出来，仅供参考。前四、五年，我曾经问过一位主管人事工作的同志：“你们为什么不用我？你们怕我的什么东西”？这当然都是过去的事。我总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爱国的，应该广开贤路，使他们能贡其所长。
最後我认为今天开会等于请客，踊跃发言，等于把菜吃光。我是把菜吃光的。我的话那怕是错的，我也讲出来，供党的采择。希望大家起来争鸣，把党的整风工作搞好。我们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仁人志士”。
来源：《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法律出版社，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