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改革运动中，特别是1956年的肃反运动起了副作用，使高级知识分子现在不敢大鸣大放。……肃反运动中所谓的思想批判比52年的要凶暴得多，不人道得多。……
对于肃反运动的错误性质的估价问题，我不同意官方的说法，以成绩是主要的，错误难免就了事了。我举一个例，就可帮助明白道理，好比有一个医生诊断一百个病人，其中九十个医好了，但十个人被错误的弄死了，你能说这个医生的诊疗成绩是主要的吗？
肃反的责任问题也要弄清楚。……我在北京、武汉、上海三地所了解的情况，肃反运动在高等学校所形成的一切错误，论性质和规模都完全相同，没有二样。实事求是，肃反运动的错误，应由中央来负责才对。……
我们的党就是很忽视法制的，肃反运动暴露出人民政府本身是违反宪法的规定。政府逮捕了教授和一般干部，经过法院审判手续的有几人？共产党人不习惯法制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