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化搞冒进了，群众热情高，但领导上应考虑到具体困难，不应走群众的尾巴……。」还说：「如果合作化不冒进，是否比去年生产得更多呢？或者与一九五六年的总产量的数目相同？因为没有其他的损失，这不是相对的比过去坏吗？」
「山东，福建，浙江等省合作社有垮台现象，这说明一九五六年合作化是冒进了。」
郭成兴反对合作化，认为人民生活没有提高，认为我们的错误是制度本身造成的。他说：「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否改善农民生活，我怀疑，有地方行不通并不是干部贯澈不好，也不是群众觉悟低，而是合作社制度本身不好，南斯拉夫不是解散了合作社吗？」又说：「看问题要两面看，绝不能一面看（指正面）。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有人没有提高的，当然工人农民是好一些，他们的阶级感情当然是不同的，可别人呢？」
曹荫浓丑化农村，认为合作化搞得一团糟，自己想退社。五六年十二月他母亲死后回家，三星期以后回校。他趁着这个机会又趋着五六年是天灾的一年，他就大肆造谣，污蔑，想得到同学的信任和支持。他把农村描写得一片荒凉，「到处饿死人」，「到处是哭声」，「到处有抢人劫道的」……。
汤国光说：「农民是傻瓜，不管谁执政，农民都是被统治的最苦的。」「如果农民问题不解决，我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学生行动起来，农民就会跟着起来，我是估计到这一点的。」
「我们那儿农民最坏，农民恨大学生，粮食给大学生吃了。」说「他家三个大学生，农民嫉妒眼红。」「农民没有文化生活，寄信回家村干部拆信，把寄回的钱扣下。」还说：「农村干部坏，不能掌握政策。」他村干部是「兵痞子出身，卖过几十次。」又说；「下级干部坏，尤其农村干部最坏。」
「我们分的几亩田，草也不长的破地，还要缴公粮，不分给我们地，干部又怕犯错误。」
来源：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党委会宣传部编《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第二编：右派言论汇编》，1957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