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政策不合理的，使农民生活困难，余粮不够吃，政府征粮不够实际，农民明明没有这么多余粮也要卖。”（中山大学 覃仲才）
“有许多地方名义上卖余粮，而实际上是卖口粮，甚至连口粮卖出去还不够，还要拿杂粮来抵，……党一面对人说是够吃的，政府一面向老百姓说粮食的产量超过了战前水平，那么为什么农民还叫吃不饱呢？粮食到那里去了呢？向国外换机器，无偿地援助给印度和其他国家。”（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冷以清，袭亚荣，孙礼贤）
农民生活有了提高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乡干部很多不依政策，家中不够吃，还要购粮，投资，不然就要绑起来。”（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宁津生）
“下级干部……为了所谓‘完成任务’，竟不了解农民的收割情况与生活上的基本要求，盲目主观的迫卖粮食。有的竟不仅不以理服人的态度，强买了农民的粮食，而且对农民的口粮亦在威吓下强买了。由于口粮被强买，造成不少农民的生活又回复到解放前吃草头、野菜、糠皮的可怜境地。特别当泪流成河哭声连天的农民因无粮食而向乡人民政府申请买粮时，那些居于人上的掌权分子，对于要求生活，生存的哀号声，竟处之泰然，若无其事，毫不垂怜。这叫生产粮食的农民如何去发挥生产积极性呢？
统购统销政策不仅在处理农民粮食方面发生了义不容谅的错误，就是在处理学生（特别是中学生）的粮食计划问题上，也犯了极端的错误。依据国务院对中学生的粮食供应是每人以32—34斤为限，这个粮食数字订得非常合理，但是由于下级干部歪曲政策，不遵照国务院的规定，非另搞一套，把中学生的粮食压至28斤以下，而且以后又叫学校一次一次的降低，当时学校行政企图又以所谓‘进步表现’的‘好印象’，煽动学生降低每月粮食数字，有好些同学就在这样下入团，也有好些同学就在这之下，为了得到学校的好印象，又忍受着饥饿的痛苦，市场之混乱更不必说，只要有关可食之物，不须一分钟就抢得精光，在当时的如暴风雨的政策下，即是痛苦与饥饿，又岂能发出半句的怨声？因为言者未免会有生命之危险！”（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邱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