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其实也不能完全这样提，有些问题只能说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无线电系的问题是存在的，我看就是个别党员的作风问题，有的党总支有问题，有的党总支就很好。机械系党与非党的关系据说就比较好，原因是系主任李西山和党处得比较好，很少有意见，往往是党总支说了算数，党怎么说我就完全照做，那这当然就相安无事。动力系的问题也不大，庄前鼎有一条原则，反正我搞我的，系里的事全不过问，这样也就问题少些。据我看平常没有什么意见的、也不大动脑筋想问题的人和党就处得好，就不会有问题。孟昭英先生是想得太多，什么事他都要仔细考虑一番，意见也多，结果关系就搞得不十分好。
孟先生现在到科学院工作，据说接待很好，表现很积极，原因是那里坏境与清华不同，在那里是他说了算数，科学院的党对高级知识分子比较放手，让科学家自己作主来做，党只是起组织动员工作和保证，科学研究是听专家的，对科学家是尊重的，清华情况就不是这样，放手不够、尊重不够。现在有这样一种情况，高等学校里搞了二、三十年的老教授都想去科学院，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在学校呆过二、三十年的人，对学校都有一种感情，应该说比家庭还要亲近些，现在都想离开它，由此可以想见问题之所在。
二、看报纸南方讨论的很热烈，甚至有人提出教授治校问题，华东华南问题多些，北京的知识界要冷静些，是因为环境好一些接近一些中央，也是这几年来大家都有进步。不过我看现在学校的制度是一个问题。过去清华倒是一直采取教授管理学校的办法，和北大不同，学校最高权力机关是教授会，所有教授都参加教授会，除了校长是推派的以外，院长都是秘密投票选举产生的，教授会权力很大，下面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权力也很大，如经费管理委员会预决算都得通过它，不象现在什么都是校长决定，各种委员会都没有什么实际权力。过去聘请教授、升级都要提到教授会通过，教授会由选举产生的书记领导会议，校长只是参加会议，那时教务长的权力很大。
关于校务委员会问题，在苏联校务委员会是学术会议，主要讨论学术上的有关问题，学校的管理工作是由校长负责的，我们的委员会不讨论学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管理机构，现在好像参加的入愈来愈多，一屋子都坐不下，实在很难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应该加强各种委员会的职能，使他们真正有权力讨论问题，决定问题，甚至不通过他们的决定，学校就不应该随便执行。
三、现在学校的详细情况我们都不大知道，不掌握数据确实也很难发表意见，我虽是学校的副校长，但有很多材料我是看不到的，所看到的不过只是经过提链的结果，第一手材料根本看不到。我是搞科学的，我懂得如何分析推论，有时科学家在实验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做，最后只拿出他认为有论据的结果出来，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但到别人来做时也许往往就是失败的。
在52、53、54年时，我做教务长，自己亲自抓情况，对学校的各方面还比较知道得多一些，近年来常常出国情况就不很了解了，因此对学校工作也很难表示意见。
四、对科学家的估计问题，我认为一般是偏低的，只是个别有偏高的。对高级知识分子由于估计不足，也就不能很好的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他们的尊重也不够，个别偏高的，往往是这些人能够见风转舵，有的也因为对这门科学不熟悉。像关于球墨铸铁问题，一起搞的有七个人，清华的王遵明学校一直很推崇，把他估计很高，可是同行的人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