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学（尤特）说：我院肖副院长说主要矛盾是“三大主义”。这完全说明党委头脑还很不清。请我给你们开个清凉药方——宗派主义。下面病情属实：
其一：不敢让马杏垣先生回校整风；
其二：对邓万钧先生有生死冤仇；
其三：对王庆华等有庇护心肠；
其………
由此可想：宗派主义在我院根深蒂固到怎样的程度。
长此这样下去，日子久也久也!
古人说：“木朽而蛀生之也”，照这样下去“江山王位”也就难保矣！
张忠胤说：
党委愿意要官僚主义，不愿要宗派主义这顶帽子，张老先生（指张席禔——注）说党委不但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有较为严重的宗派主义，不知是说宗派主义较少，还是更为严重。肖英等人觉得由于主观主义引起官僚主义是可以接受的，但宗派主义受不了。我认为宗派主义大概是痛一些，不容易接受。
王佐堂说：
现在各地各单位都有宗派主义，我真怀疑是否党中央有过指示。宗派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可怕。
选拔留苏，培养和提拔干部、评薪晋级都是共产党的「裙带风”，是宗派主义”。
姜守玉说：
我院宗派主义严重，任湘业务很糟，靠党员资格当教研室主任，派去留苏的女同学没有一个是业务好的，是浪费，三好学生是选党员。
乔秀夫说：
宗派主义严重，提升党员多，包庇王庆华，留苏多派党员。校刊134期登，我们学校在干部政策上有宗派主义，留苏，教师进修百分之九十以上全是党员，一个学生岩石考二十分也去留苏，我认为应当自由报考，遍选天下英才，当然最后要由人事部审查，现在这种绝密情况下，只重政治不管业务，是否太不恰当，教师进修很多是党员或者领导信任的人，而另一部分人却永远忙于教学，结果就觉得教学与科研矛盾了，依我看来宗派主义作风是产生教学和科研矛盾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尹凤翔同志在北京日报上的发言没有讲出引起矛盾的根本原因。
乔秀夫说：
“当一个政党掌握政权后就开始镇压人民。”
张九思说：
在评薪、评级中采用党员、团员＞资力＋能力＋学历＋工作的不等式。
刘型、陈子谷就喜欢吹牛拍马的，如财务科科长就是，陈子谷提他当科长，而群众不同意。
留苏问题：留苏过分注意政治条件，地主阶级出来的没有留苏的，比较保密的学校和部门也没有，是党采用了不适当的阶级歧视政策，这是党不公开的政策。
“γ”报以宗派主义反对宗派主义，故它亦为歪风。以教育者自居，党委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态度，如对王庆华处理迟迟不决，党委落在群众的后面。
何玉辉说：
厂长等于讲师，人事处长，肖英居然不知道学位，任湘拉下来，排挤知识分子，万事依靠苏联专家。
龚汝劼说：
“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但在一些问题上，党员多参加，如留苏，留研究生…这就是宗派，不认为这是政治条件决定的。”
“我院宗派主义十分严重。”
“党委工作搞糟了。”
“宗派主义还不限于留苏学生，留助教上，好象本地有新等级形式。”
“不能一视同仁就是宗派。”
“在学校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切都应平等，每次参加活动，不应对一些人歧视。”
姚铣说：党员提拔快，留苏，进修有优先权，这也许是个事实（因为我只是从「鸣”「放”中看到的，）是否有必要这样做呢？我想这和党对科学的领导问题有关。有许多业务上不是很好的党员学生，优先选派去留苏或留下做教学，科研工作，业务上还不是很好的党员被选拔为教研室的领导，在学术教学单位党员有无比的权力。党这样做的意图也许是要侭量争取党对科学的领导，但这些作的都很勉强，都很使人不能心悦诚服，这样必然使一些更有培养前途的人才埋没了，就使有才能的，有学识的教授和老师的积极性降低，请问党委对科学领导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领导而领导的呢？还是要使在党的领导下科学水平更快地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呢？我认为党对于科学在政治，方针，组织上可以同时也应该领导，但是对于业务方面应该是可能领导就领导，不可能就不要勉强。因为党领导的目的就是要科学水平提高的更快，而党员，我想在业务上倒下一定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
我们都清楚地晓得党在解放全人类的先锋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但是如果首先解放自己，照顾自己，就会使其肩负的历文革命无法完成。
伍奂中认为过去选派留学生是把青年人筛了又筛，损害青年人的自尊心。
刘侠说：留学生是按百分比出国的，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团员和党员。劳动模范都是上级捧出来的，评劳模先讲政治条件，没有政治条件永远评不上。
高明球说：留苏有宗派主义，毛主席的儿媳妇学习不好也留苏，很多大干部子弟都去了。
龚汝劼说：三害的根源是制度，如分配到中技（404分到中等技术学校）留苏，留助教，留研究生所发生的错误是由人事制度引起的，若不是人事制度教师也可以提议，到中技分配，教研室都不知道，制度是人搞出来的，制度有很重要的作用。
袁傅织：留苏提拔干部是党员。出身于反动家庭的子弟，则前途断送了。
曹荫浓造谣说：党团员升级快，党是宗派主义集团，这些问题可以造成等级制度有矛盾。
何玉辉说：我认为王冬夫报告中数字不能解释宗派主义问题。虽然党员和群众都增长百分之十，但教授中工资增长额多，而党员少，助教里边，职工里边党员占的比例就大，这些范围里党员工资增长显然比群众多，还是宗派主义，因之不能说服人。地质学院的种种作法都是这种宗派主义造成，高教制度只培养二种人，即红色专家（党团员）与灰色专家（群众）。
毛邦倬说：党把人分成四等，似印度婆罗，有一些人被压在底下，有一些人骑在上面。
张九思说：王庆华、刘颕作风恶劣，裙带关系，党员能介绍亲属工作，群众不能，而党员的转正也快（指党员所介绍的工作人员）。刘型等爱占小便宜。
肖光钤说：人事科对评薪问题不公开的作法很不对。人事科对意见反辩，即是对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从党代会召开以来我希望很大，因为党能承认错误。以前重德不重才，现在应该按劳取酬。党代会时人事科谈成绩不谈缺点，经常对干部进行审查，也就是说对干部不信任。组织上不信任群众，群众也就不信任组织。评薪工作做得不好是一个错误，不能看成缺点。避重就轻地检查一些缺点，违反党代会精神，如何能使群众信任人事科？人事科只是提拔组织上干部（指党团员），应该大公无私……对党团内部的同志升级就快。……讲师可以不讲课，这样做法是否恰当？若无特殊成绩为什么要提升讲师呢？真是毫无根据。
孙明哲说：高教部派党团员去学习，就是宗派主义，高教部不让革命，是假洋鬼子，学习为什么还分党团员，这原则是什么？这就是宗派主义，高教部就是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思想，拿着棒子指挥。自己革命没有份，学习没有份，工作有份，听报告不让听，材料不让看，又批评教条，使人感到无法工作。
学校中“长”风很大，但学术空气很差……衙门气十足。
派党团员去人大学习就是宗派主义，就是把革命看成是党的事情，在派谁去的事情都保密，其实没有什么好保密的，这应在教研室内来讨论，推派不是某人能决定的，为什么让尹凤翔，肖英爱人去学习而不派教研室的人去，肖英是否从个人考虑？而不从革命利益出发，学完了又不来教研室工作，工作的同志得不到学习，这样使人工作没有信心，在这里只有等待别人回来就把我撵走，其他人培养起来，我就不需要了。”
在干部政策上，无能无他德都常得以提拔，坚持原则者，常遭打击：犯行错误者则加以调走。在干部政策上是压一批，打一批，棒一批。
李永升连石灰岩，浮石都不认识，怎能任讲师？这只因为他是党员。叫他到我这里考“普地”，若能及格，我可以同意他作讲师”
解天立说：
党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制定政策，建设要用知识分子，就公布知识分子政策，不需要就反掉，如三反肃反土改……
有的人老老实实为社会主义劳动，反而受到批判，但那些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却得到提拔。
陆伟文说：
中国共产党有办法，拿出12．5亿买人心（指一九五六年的工资改革）不然就会出匈牙利事件，这是吸取波匈教训。
付锟说：
对于培养无产阶级干部这点是不容忽视的，在一定程度上来执行这种政策是对的。应培养一批政治上最可靠最优秀的干部。但是提拔培养干部不能脱离群众的水平与要求，应该和群众说清楚。也应该在数目上有相应的比例（在政治上立场稳定，历史清楚，有培养前途的人也应考虑。
党员只是少数，在六亿人口中必然也有许多有才干的人，去年（五五年）提拔一批讲师，许多人很有意见……和他们同时毕业的许多同志，在辛苦的做教学工作，成绩也不坏，但未提拔，去年提升名单在院刊上一公布，鲜明显示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
“在留苏等问题上，应该实行考试制，应该业务第一，政治第二，任何爱国青年都可自由报考，这样可以刺激大家的积极性，遍选天下英才，国民党是真“考”（当然不是说国民党好），业务不好就派党员去，就是宗派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