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谈谈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我们热爱党，可是过去和学校里的党组织总觉得格格不入，我曾想换个学校去教书。我常觉得在老一辈的教授当中有这样三种人：一种是对领导的意见唯命是从，也可算得“进步分子”、“积极分子”吧，可是他们的内心如何，不得而知；第二种人是表面说好，背后却叽叽咕咕，这种人很多，可说是滑头滑脑吧；还有一种人是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工作拼命干，好好搞，可是有意见一定要讲，这种人很不讨人喜欢。这种人可以说是“顽固派”吧，但是很少，我就是这种“顽固分子”。
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呢？我觉得有这几个原因：
第一，某些同志的领导方法和旧知识分子的特点不相适应，知识分子首先要面子，你不给他面子，撕破他的脸，比杀他的头还难受。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有高度的爱国心，特别是象我这样到过外国的。过去在外国到处被人瞧不起，对祖国特别热爱。可是，如果他讲了一句不够正确的话，写了一篇有些缺点的文章，就说他的思想反动，那他就真要气死了，可能几夜都睡不着觉。知识分子另一个特点，就是重视自己的研究劳动成果，这是他一生的心血，比自己的儿子看得还重。可是，搞自然科学的还好，搞社会科学的人，弄得不好，就简简单单扣上一顶帽子——反动，反动，这真苦啊！我过去搞全体主义（接近于黑格尔右派的学说），思想改造的时候，一再批判说不深刻，都通不过，其实，听的人可能根本不懂，却搞得我神经更加衰弱，对劳动成果一概抹煞，伤心！黑格尔是唯心主义，可是他也有些好东西，有“合理的内核”。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物质上要贪一点小便宜。我觉得党要肯定他们爱国，肯定他们的研究劳动，照顾他们爱面子等特点，逐步地予以教育改造。
第二，教条主义和自由思想有矛盾。很多学术思想问题，都拿反动思想帽子压，讲不出道理来。可是思想这东西是压不服的，即使当面说“是”，出了门就“非”。不讲理是不行的。
第三，矛盾性质、斗争方式没有弄清楚。在思想改造的时候，有些老教授挨整，整他的是十七八岁的学生，比他的儿子年纪还小。我看这种方式不好。
这些情况都是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以前发生的。周总理报告以后，特别是“百家争鸣”的方针宣布以后，情况完全变了，有显著的不同。老教授多方面得到照顾，有了一定的地位，也受到了学生的尊敬，思想也解决了，物质上如住房、优先看病、副食品、因公外出有车等等照顾无微不至，令人感动。不感动是没有良心的，还有什么可讲？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报答党，有什么东西能够拿出来。我觉得有一点恐慌，吵架的时候声色俱厉，真正要拿货色出来的时候又诚惶诚恐了。经过这样的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团结就加强了，特别是学术研究的空气浓厚了。过去我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课棠里人家没有讲过的我不讲，以免戴上“帽子”，以为自己一生完了。现在却有希望了，要好好搞点东西出来。
这样是不是没有问题了呢？也不是。过去的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知识分子的成见很深，特别是一些还没有很好照顾到的知识分子，肃反的副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消除。现在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顾虑多端，束手束脚。否则，为什么有些人还不敢畅所欲言呢？为什么我们学校里有一百多种英文杂志而只有极少的人去看呢？
解决的办法我觉得就是坚决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原则很简单，可是一定要坚决贯彻。具体措施，我觉得应该加强党员和非党员的个人接触，只要变成了好朋友，就可以无话不谈，团结改造就好办了。看到什么缺点，一个就可以说：“老兄，这一点有些不对头吧？”一个说：“对啊！对啊！”不要硬绑绑地扣上一顶资产阶级思想大帽子。
还有一点很重要，不要单听下边一面的报告，尽可能多听听非党员的意见。象今天的会就很好，话就说出来了。要坚决反对粗暴的态度，骂几个思想反动有什么用！多弄些小型的、谈家常式的谈话，少做些冠冕堂皇的大报告（有些重要的报告和传达我们还是极愿意听的）。多组织一些外地参观，生动的形象教育作用很大。我是合肥人，听说合肥建设好得不得了，回去看看一定会有很好的影响。
关于学术研究问题，我建议多开些选修课程，各个学派同时开，让学生批判选择。特别是，如果教员有研究成果，就叫他拿出来开课给学生听听。这有什么坏处？学校里可以多开一些学术讨论会、辩论会。学报不要停掉而是要办得更好。
来源：1957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