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领域，包括两个方面，创作是一个方面，批评是一个方面。
两个方面，创作始终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先于批评而出现，又用实践不断的丰富着理论的研究。
文学理论是创作现象的概括与总结，是从创作实践中提炼出的文学现象的规律知识；反转过来又给创作活动以理论指导与思想影响。
好的文学批评，使创作繁荣；错误的、别脚的文学批评，则使创作萎靡，思想呆滞。
不可能设想，没有别林斯基，没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杜勃洛留波夫，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能够形成它的世界文学高峰之一的地位。也不可能设想，没有“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国能够出现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鲁迅。
远的不必说。近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一个例子。它付给了一切有才能的作家，以充分发挥自己创作才华的可能，它给予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以无限广阔的道路。
但我这里主要是想对那些别脚的批评家进一言的。
批评是创作的舵手，批评家是作家的最好的鉴赏家或诤友。批评不能成为束缚创作的绳索，试想，假若一提起批评，作家人人心寒，那将是一个什么状况？
但我们的批评家，是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点的。大有一朝权柄在手，打尽天下作家之势。譬如陈企霞式的批评，就是如此。当然这只是极少数。
近年来，我们别脚的批评中，更流行的则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顾名思义，就是宗教咒符式的搬运一大堆政治书籍或艺术史上的结论，随心所欲的祭到作家或作品的头上，而不更多一眼的看一看作家及作品的实际。
当然咒符是很多的。譬如你大胆揭露了生活中的矛盾，就会听到这样的呵责：“难道我们的新社会是如此吗？”反之而行，则又遇到“无冲突论”的评语。他们按照“常规”，要求作品中的人物“应该”怎么行动，譬如合作化中，中农“应该”动摇，贫农“应该”积极，而不考虑在作者所描写的特定环境“典型环境”里，人物应该怎么行动，这样行动是否合情合理。甚至要求作者，对人物的每一个细微举动，都做—番阶级的解释，或把对每一种颜色的个人爱好，拿出来做政治学的分析。一位作者的一篇短文，被编辑部退回来了，说不该没有写党员或团员。另一作者的作品遭到了同一命运，原因是他在描写公园的抒情诗里，没有身份分明的写出有一个职工在那里“解除疲劳”——“难道我们的公园里没有职工吗？”如此等等。于是作家们只好避开那一切足以遭到呵责的可能，捡一条“四平八稳”的，但却非常狭窄的路来走了。
而读者是不原谅的。读者们为文学现象的重复及公式化而不满。
当然，读者是对的。
对这样繁琐哲学的批评家，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一个故事：
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物卖了，孩子骑着驴子回来。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人徒步。于是他们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翁忍心，自己骑驴，却让孩子步行。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到他们的人又说他们残酷，不该两人骑在一头小牲畜上，于是都下来。但走了不久，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最后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就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
这个故事见《而已集》的“读书杂谈”。
我觉得我们的批评家该好好的思索一下这个故事。批评家的责任是帮助作家打开一条思路，万不能使我们的作家抬着驴子走的。
至于作家，则当鼓足政治上的及艺术上的勇气，用大胆的创作去突破教条主义的硬壳子。向那别脚的批评家，大喝一声：“放掉那一套吧！——从新总结我的经验，丰富、发展你的理论。”
我想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应该如此。
（《奔流》1957年六月号）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