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学校总是进步迟缓、生气消沉、人心涣散、学术空气稀薄、缺乏团结一致共同办好学校的气氛。一个条件优厚的学校，为什么会形成这样萎糜不振停滞不前的局面呢?我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党的集体领导不健全。个别党员最高行政负责同志林校长有深厚的农民革命思想，认为“我即学校”，独断专行，宠用亲信，不了解学术工作的艰巨性，不了解学有专长教师的作用，争取教师不积极，致使学校衙门化、机关化，学术空气培养不起来。另有一个教务负责同志，一贯在校培养私人势力，任用不称职的私人，排挤学有根底的教授，颠倒是非，汇报不忠实，看不到自己的责任，忘记了学生的前途。过去的党总支书记，长期是兼任的，两年前才有专职书记，他是部队转业再由地方调来的，不熟悉高等学校的工作特点，这就难免形成党政不分，工作缺乏监督，弄得学校是非不明，奖惩不公，不但挫折了广大的党外教职员的积极性，党内同志的积极性似乎也未有充分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党群关系自然不会正常，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自然不够好，民主党派在教学中的作用自然更谈不到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科学研究的发展当然特别迟缓了。目前阻碍人民内部团结形成人民内部矛盾的因素，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三个坏东西，在兰州大学，这三个坏主义都有，尤其宗派主义更有最恶劣最突出的表现。
个别党员教务负责同志是如何培植个人势力、任用私人、排挤专家、制造是非呢？解放初期，他的亲信曾向省委诬蔑兰大优秀教授数十余人为青年党，企图一网打尽(随后证明完全是陷害)，陆润林同志则推荐他的这位亲信为校务委员、人民代表和图书馆长(冯绳武)，去年评定工资时还要给予较高的等级。某次调整工资，原是按照惯例，由几位党员负责同志预先商定的，陆副教务长是主持人之一，但事后故意询问有意见的教师，“你加薪了吧？你晋级了吧？”挑拨买好，拨弄是非，引起很多人对其他负责同志的误会。某次留物理生物两系毕业生为助教，陆副教务长在共同商定留用的两个毕业生的上报材料中，加了许多缺点，减去许多优点，并把无病说有病，后经查对鉴定表，和所填事实不大相符。这位陆副教务长亲自草拟的和在他领导下草拟的向上汇报材料中，对他亲信的工作并不称职的同志，不但写成业务好，领导工作好，而且思想作风好，对于真正学有专长的工作尽职尽责的教师，则大半夸大缺点，缩小优点；去年办理教师升级时，又毫无根据的提出某人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某人对学生培养独立工作能力作得好。陆润林同志，在所在的数学系，学有专长的教师，总是不能安心工作，遭受种种困难、排挤和打击的。在另一方面，他的联襟，中文不通，曾用为中文系副教授，并且改名换姓，隐瞒彼此关系多年。教书时学生提意见，则指示亲信团员打击。他的亲信，有的是混入民盟的，有的是国民党的骨干，有的在工作上表现觉悟低，但都吸收为党员，同时他的有些亲信，则摆在力不能胜的岗位上，影响学生的学业。
至于另一位党员最高行政林校长的农民革命思想认为“我即学校”，独断专行，宠用亲信，不认真考虑学校的发展和学生的学业，又表现在那些地方呢？首先是对待意见欠虚心，缺乏自我批评度量。例如全国人大杨明轩常委来校视察工作时，约集教授座谈，再三号召大家提意见，几位系主任，感于杨老的诚恳，初步打破顾虑，拟于第三次座谈会上反映一些学校工作中的缺点，这位林校长知道后，要我劝这些系主任不要谈，但在公开会议上，却常常在口头上号召大家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某次市委约集一些教师座谈，我曾将会中提出的好的建议向他转达，不料所得的回答，不是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虚心考虑教授们提出的意见，却强调某人某人历史上有问题，但在肃反中并未获得证实。新校舍文科楼、一字楼、拐角楼建筑质量低，原因是片面节约，忽视“合用”，盲目争取上缴基建资金，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浪费。教师和学生提意见也未虚心考虑，反而一再压抑，学习八大总结和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时，对大家提出的意见，也是解释多，虚心研究少。研究生的助学金，早应按照有关规定发给，却一再支吾拖延，直到高教部指示后，才不痛不快的发给，研究生座谈提意见时，也未坦率承认自己的缺点，反而用帽子阻挡他们的发言。其次是处理问题太主观，有偏见，不从办好学校、团结同志考虑问题。例如批评表扬缺乏调查研究，一贯根据少数亲信干部的汇报，常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办好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是要争取一些学有专长的老教师作骨干的，历年来我多次的建议，反复说明，有时一声不响，不积极支持，有时表示要争取青年教师，实际上是消极反对，有时表示老教授难于应付，难于领导，有时争取来校后，又在工资名誉和生活上给予许多困难，费了许多唇舌才解决。高等学校的领导尤其是西北的高等学校的领导，主要任务之一，应该是大力争取优秀教师，团结优秀教师，依靠他们办好学校，在这一方面的认识是极其不够的。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在兰大教师如此缺乏的情况下，还要根据个人成见，向上级反映，把不少可以发挥作用的教师向外调。教学设备费的分配，都是由行政会议决定的，有一次个别系有意见，这位林校长又把自己在当主席时作出的决定，推托给另外一位参加行政会议的党外负责人。再次，在对待问题上，宠信少数亲信，不信任教师，尤其不信任老教师的意见，甚至在工作上给老教师以难堪。这就养成了个别行政干部违法乱纪，个别行政干部操纵专权，个别行政干部能够在直接保护下培植个人势力，排挤学有成就的专家。至于对于老教师，则一般是不爱惜，不信任，不支持，有时有意刺激，引起情绪波动，有时协助打击，造成工作困难，有时支吾拖延，使问题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叫人团结一致，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呢？至于民主党派的作用，在林校长的思想上一向是不被重视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个字，迄至现在，我没有听见林校长谈起过，自然更谈不上如何贯彻执行。对党内党外的态度，他的界限是甚为分明的，例如高教部的党员科长，司长来校检查工作时，则亲自准备布置，陪伴说明，接送如仪，高教部副部长(是非党员、民盟中委)来校视察工作时，则在约定时间，避不见面，也不交代，任凭这位副部长在百忙中久待，即此一例，可以想象其他。
兰州大学的党委会新成立不久。过去的党总支，对学校行政是没有起监督作用的，实际上是党政合一，以政兼党，党员行政负责同志的意见，实际上也就成了党总支的意见。从工作接触中，我是感觉不到党内过去曾有自由讨论和互相批评的气氛的，党内家长作风似乎很厉害，至少，在一年前很厉害。……”
来源：《右派分子陈时伟的材料》，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1958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