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化党员幹部右派言论
沈阳师范学院、周传儒、徐公振、张春林、尹昨非、汪伯峰、张百生、黄振旅
周传儒 (历史系教授)说:
“唐景阳院长在群众眼中是‘神’,因为他可以决定祸福,可以决定干部的命运。他看得起的人可一提三级,看不起的人便一压几年。……唐院长是一人独裁,不是党领导院长,而是院长领导党。”
“学生在班干部的统治下不敢说话,班干部说谁好就谁好,其实正相反,这些人都是狗腿子,而不是好人。”
“我系有一窝蜂的现象,因为他们都是东北师大毕业的,一个党员领导他们,都是一个炉子里烧出来的,一样的混乱,一样的野蛮。助教在系里是老太爷,你要培养他,侍候他,叫他升讲师,一切好处他在先,连工会借钱他都在先,这是特权阶级。我们那里不是花果山水廉洞,要这些猴子做什么?因为他们是领导的××神,心腹耳目。”
徐公振 (历史系讲师)说:
“肃反运动中布置人斗是不对的,当时唐院长曾布置我斗别人,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愿当走狗。”
在群众中宣扬并嘲笑党委说:“党委这群蒜”,我使“党委丑态毕露”。又说:“咱们学院党委无能,……把这些无能的领导整下来,让他们排排队,……连几个讲师都对付不了……写大字报要锋芒犀利,针对党委,针对领导。”
张春林 (中文系助教)说:
“共产党是上行,下效,上面说做什么,底下就做什么,上面说这样做对,底下也说这样做对,等到上面说错了的时候,底下也随着说错了。”
尹昨非 (数学系教员)说:
“有一些党员已经被一些歌功颂德的声音冲昏了头脑,把到处都是笑脸相迎误解成群众对自己的掩护,可是他没想到,假若他不是一个党员的话,群众对他将又是怎样?………某些党员所表现的实际上并不是党性,而是‘奴性’。没有养成唯唯诺诺的‘德性’,就不要入党,入了党也要犯抗上之罪的。”
“我愿当一个马列主义者,而不想当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请我我也不参加。我愿当一个好人而不愿当一个共产党员。我选拔爱人时也不要共产党员。”
“党的干部政策中,一定暗含有‘给党员一些特殊权利’,不然要求入党的人一定不会这么多。”
尹昨非认为许多共产党员都是冷酷无情,缺乏人情味,对共产党人的形容是“一把钢刀三尺长,先杀爹后杀娘,爹娘妻子都杀尽,然后参加共产党。”
汪伯峰 (中文系教师)说:
“有些党员已不合乎党员称号了,在解放战争期间、许多党员站在前线,而现在有些党员没有站在攻克学术堡垒的前面,失去了党员的战斗性。主任在作风上没有架子,和蔼可亲,但作为党员研究部主任究竟在学术研究工作上起了多大作用?自己尽了几分责任呢?”
张百生 (团委宣传部副部长)说:“有相当一部分老党员,认为自己是开国元勋,在汗马功劳的泥潭上陷下去了,有些好党员也被他们影响坏了,在他们包围下分不清是非。……我们对全党党员的看法是分三种类型的;二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第二种是我们所说的唯唯诺诺的‘包打听’这些人在党内占相当大的比重;第三种党员是没有头脑的,只知道自己是个党员,盲从,什么也不懂。”
张百生、黄振旅把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分三种:“……第一,忠心耿耿的占少数;第二,唯唯诺诺拍马的个人主义者,占大多数;第三,没有头脑,长着身子没有脑袋,或有脑袋但没脑子……加上党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把第二,第三种人也吸收了,第三种人慢慢地就变成了小官僚。第二种人变成了飞扬拔扈。第二种和第三种人入了党再包括要求入党的人,这就变成了党的‘包打听’。人们是什么都谈,别人讲什么被他们听去了记下来,向党汇报,一知半解的官僚主义者就信了,便说这是反党啦,反革命啦。有些好党员也被影响坏了,在他们包围下也分不清是非了。这样汇报上去他们就筑成了铜墙和铁丝网,加高了墙,加宽了沟,所以要当心哪!”
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在谈到积极分子时又说:“解放以后,有很多人看到入党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权有势,官高禄厚,步步高升,于是就蜂拥而争取入党,在党员与党组织面前,极尽其拍马(方式变了)的能手,伪装积极,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歪曲事实,欺上压下……以取得党员和党组织的欢心,达到入党的目的。入党以后……不是吃苦在前,而是成为党的‘包打听’‘小官僚’,‘飞扬拔扈’。”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之一,内部材料 仅供参考,沈阳师范学院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 19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