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本题以前，有把几个立场问题明确的必要。因为帮助党整风，所以必须帮助党员认识过去的错误，才能改正他们的错误。我没有任何反对党的意图，而是希望党更好的来领导。其次，在各次运动中我个人没有受到什么大打击。在“三反”“五反”时，我是师大的人民审判员，在肃反时我还是俄语系的大组长。所以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或报复情绪。其次，我要谈的虽都是些旧账，但因为要搞清楚问题，大家既要求算算旧账，所以也不算是坏事。最后，在我的发言中，不免要涉及一些党员的品质和作风，我的目的是对事而不是对人，希望通过具体的事例以帮助他们改正过去的错误。
我是受党的委托由政治经济学教研组负责人调任俄语系系主任的。当时丁浩川同志要我接替俄语系系主任时说过，俄语系是个烂摊子。我到俄语系时的确感到系里是一片混乱。但经过一年大家的共同努力，基本上扭转了这种混乱的局面。这时我的工作也还顺利。不想好景不长，一年后，系秘书杨迈由民主同盟盟员变成了党员。他为了表现党员的“特殊性”，便发号施令起来了。这样，他就从原来我的助手变成了我的监护人。凡是他认为要做的事才去做。任何事没有经过他的批准是不行的。他自己没有能力搞好的事是不让别人去搞的。一件事办好了，他就引为己功，而搞糟了就认为是系主任的责任。
他在我系教师中进行挑拨离间。拉拢一部分人打击另一部分人，具体事实只有请他自己说明，好在肃反时，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事。所以他在俄语系不是起团结的作用，而是起分化的作用，现在我只举几件事当作实例来印证一下他的跋扈的情况。
有一次学期终了，系里要做总结。系务会议上大家经讨论后推举我写这个总结。我在另一次系务会议上就做了这个总结。当时杨迈并没有表示有意见。(我想他是应该有意见的，因为我 的总结内容是和他对上级的汇报有出入的)。总结虽然别通过，但杨迈却向丁浩川汇报说，这个总结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要我个人负责。后来他果然强迫我个人盖章后，才送给校部，以表示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系曾经聘请过郭恕可先生担任教师，是由何万福、南文明二位先生推荐，经我同意聘请的，他与我非亲非故，但问题就处在聘请前没有经过杨迈的同意，因此他就极不高兴，总说郭先生教课一塌糊涂。事实上郭先生讲课也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杨迈并不是从帮助改进教学出发，而是一味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郭先生也只好知趣地自行引退了。
为了编写教学大纲总纲，在一次系务会议上进行讨论，同志们推举我起草。他一个人不同意居然命令我停止进行。
编写一年级教材由我、刘雁霞先生和杨迈三人共同商妥了一些原则和具体的安排，再委托他和周春祥先生起草。他对周春祥不仅不传达共同商妥的决定，而只传达他自己的意见，并鼓励周春祥反对编写教材。
在学期总结小组座谈会上，他说教育部要不懂业务的人来领导俄语教学真是岂有此理。这明明是说我。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否则张纲要朱启贤入党一事，当时又没有录音。只有凭他们的天理良心了。)
凡此等等只说明杨迈在入党后不但没有丝毫进步，反而大大倒退了。这里就牵涉到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问题，杨在入党前原是我校民盟的组织委员。他因为经常汇报贝民盟同志们的思想情况而立了“功”。例如当何锡麟同志主张用二级制代替三级制时，民盟开了一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林传鼎、盛叙功等人都对何的这种做法，有所批评，并对李实同志的爱人走私进入师大担任教育系学前组副主任有些意见。经杨迈向何汇报后，这些人在肃反时都遭到了重大打击。
他入党后，对我的工作所采取的态度初是袖手旁规，继之就是“看你搞得好吗？”这时就起了一些破坏作用，最后干脆就是“不让你搞好！”这事早被我系工会负责人李庭芗、于传会二先生发觉。他俩向我表示要发起签名来向上级反映这一情况，当时我以为不妥，怕有鼓动风潮的嫌疑，因此建议他们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党支部。当时中俄二系是一个党支部。书记是彭慧。李、于二先生打了三次电话给彭慧。三次都被挡回。这证明她认为党员做这样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秘书专政的事在其他各系也存在，但俄语系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系秘书专政，也就使系的工作遭到不小的损失。我把这事反映给了何副校长和丁浩川同志，后来撤去了杨迈的系秘书职务，最初想调他到研究部当秘书，钟敬文先生表示他不要这样的人。后来又想调到物理系当翻译，因为物理系的翻译不是科长级的干部，因此为了照顾扬迈起见没有调去。这时冒海天同志来找我谈，我当时表示对他个人没有什么成见，结果把他留在俄语系，并要他担任公共俄语组的组长，这时，系秘书换了周泽兰。她有许多事还能找我商量，不像杨迈那样独断独行。我通过她也向当时系的党小组提过一些意见，但转达是转达，事情却没有下文。如评薪一事就是如此，在评薪会上根本不是评，而是通过党小组的决定而已。在评李庭芗、胡庚虞同志的薪时，简直是打击。我认为这并非个别党员的过失，而是整个党小组应负的责任。党小组的决定高于一切，操生杀予夺的大权。系主任不过是一个偶像而已。
此后校部、教育部下来检查工作，我同周秘书商议了52个问题通过组织系统向检查组提出，但校部、教育部检查组一直把这52个问题按住。还是费拉托夫顾问，又问起我对工作有什么意见，我提出了52个问题一事，费追问后这才由教育部把这52个问题翻给了费拉托夫。费在检查工作总结大会上提到我系工作中的优缺点时，而杨迈竟敢站起来反对费的发言。但何副校长在做总结时却说我提的52个问题，都是些“乱七八槽的问题”。事实是怎样呢？以何副校长由52个问题中作为例子举出的：“如何区别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这一问题来说吧，这个问题难道是“乱七八糟的问题“吗？党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不正是提出了这一问题吗？费拉托夫在会上也曾谈到倒底系主任、教研窒主任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当然何副校长是理解这一问题的。而费拉托夫却是不能理解的。
后来教育部高师司司长李实同志曾责令何副校长处理杨迈事件。何表示要处理也只有在党内处理，李表示在党内处理也必须请我参加。但此事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党内处理了没有。
我也写了一封信给李实同志，陈述了何副校长工作作风中的错误和缺点。主要说何骄傲自大独断独行，强不知为知，只借党的威信来办事，而不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为党增加威望，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对党员的错误采取包庇的态度。这封信我要李实同志转给柳湜副部长，教育部如不能处理，则请逐级转呈党中央。但这封信也直到现在没有下文。当时我不能理解，现在我却理解了，原来是李实同志通过何的关系把他的爱人左企云直接安插为教育系学前教研组担任副主任。
这52个问题是提得非常广泛的，也是尖锐的，显然要回答它是需要一番勇气的。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何副校长会对它发生如此的反感，如此的不愉快。也说明了为什么何副校长命令把它印发给校部各负责人准备对我来个“围剿”了。由于教育部检查组的及时制止，才没有实现何的这个心意。
我因为提出52个问题没有得到丝毫答复，而且遭到何的侮辱和打击，因此工作情绪低落了，在肃反运动前我就要求学校当局派一党员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我好抽身，肃反时校领导派了叶英同志来系担任副主任，我在一切场合下都想尽办法支持她，想尽办法提高她的威信。按我和她毕竟在一些问题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她性情急躁，跟我也发了几次脾气。在每次系行政会议上我都是无保留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如何去做我是没有权力决定的，我也不愿过问，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系还有相对的民生，就是指系主任还有发言权。当然，我和叶英副主任之间还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但我觉得目前我系总支的工作，仍然是在杨迈工作的那段时间对教师们的基本看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是根据杨迈所收集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工作土没有根本改变，对一般教师的看法也没有改变，这在评级评薪上和提拔干部上都表现得很具体。近杨者升，逆杨者降。在肃反后，党总支对党员、团员是进行了一些教育的，对他们跋扈行为有了小小的约束，但并不彻底。现在总支的最大缺点是脱离群众，对教师同学的具体思想情况是掌握得非常不够的。如总支办公室除去几个党员以外别人是不便出入的，我要进去也得预先敲门。进去后把文件交过了也得赶快出来，因为不便久留。
叶副主任担任党的工作，系务工作，还有些家务工作，的确很忙。岳谦同志人倒很好，会体贴别人，但对敦育党、团员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够的。常梦九同志虽然自命为“策略家”，但他的工作也很忙，对党、团员的教育工作也做得不够，恐怕也还有其他原因。 (这时常梦九回答说主观思想上也不重视)。总之，党总支对教师学生党团员的教育工作不够重视，我系有许多年青教师是刚超龄的团员。党没有好好的团结他们。他们对党也不满意。以前在讨论常梦九等人入党时还请了系主任和一些教师参加。但在讨论卢惟庸入党时只请了何万福先生参加。大家都公认何先生是我系最著名的好人。
卢惟庸同志在教师中的关系也不是很好的，这方面我不谈。我只谈与我有关的一件事。在去年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上，我写的论文，专家提了些意见，专家提的是非常客气的，但经卢一翻译就变成带有侮辱性的了。这不知是翻译水平还是主观意识，因此在听完了报告后，有人写信给我，提出了二点疑问，并批评了专家的意见，当时我只有硬着头皮替专家解释，而把责任归在自己身上，这说明翻译是有出入的。事后夏志德先生跟我是，专家的发言本来是有礼貌的，是好的，但经卢一翻译就的确变成无礼貌的，粗暴的。当时听报告的人就对专家产生了误解。这事对我倒没什么，却影响了苏联专家的威信。此外卢对进修班同学对专家的意见总是压的态度，报喜不报忧，后果很不好，卢的这一品质究竟是好是坏，我不敢下结论，当然，卢染的旧社会习气还不太深，经过整风后是可以逐步改正的，而杨迈的品质却要恶劣的多，希望党组织在整风过程中好好对他进行教育。
总而言之，系秘书专政是害多利少的：第一，是以无知领导有知；第二，造成严重的宗派主义，不是团结群众，而是分化群众；第三，养成狂妄自大，独断专行的作风；第四，养成捕风捉影，不加分析的习惯；第五，养成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功利思想；第六，关于自己的事是报喜不报忧，关于别人的事是报忧不报喜；第七，对别人没有任何民主的气氛，对自已是满口民主的要求；第八，对党员层层保护，层层包庇；对群众层层打击，层层围剿；第九，对别人是主观专断，对自已是客观卸责；第十，以不正确的观点行使生杀予夺大权，作威作福，只能为祸、不能造福。
解放以后，在高等学校里、系秘书专政几乎是普通的，这如果说在当时有必要，但也只起了更大的消极作用和极小的积极作用，现在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所以“系秘书专政”的不成文制度也就到了彻底消除的时候了。
我是主张民主办校的，关于民主办校的具体内容，我认为一方面要尊重党的领导，另外还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人民群众的监督不是用自由主义来监督社会主义，而是用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来监督党员和党组织的非马列主义，党是人民群众的先锋队，毛主席告诉过我们，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不能有其他任何的利益，因为党是人民利益的体现者，为了明了民间的疾苦和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应在群众中进行活动，而不能站在群众之外，更不应当站在群众之上。否则党就会失去力量的源泉任何一个党员都应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也就能够取得群众的拥护，所以只有在群众的监督下才能有效的督促党员不断发扬自己的优点并且必须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如果只谈党对群众的信任而不谈人民群众对党员的信任，结果就必然会使党的领导脱离群众，而形成党群之间的墙和鸿沟。
我认为过去所谓的“一长负责制”和“党委负责制”都有缺点，实质上都是党员校长执行党委的决定而使校务委员会变成了空洞的形式。由于党委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都不能胜任这种工作，所以造成了错误百出的局面，而为党带来了莫大的损失，为了爱护党的事业，并使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更能顺利地发展，我认为必须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密切地的配合起来，在不违反党的领导的原则下充分发扬民主，适当改进高等学校的制度，才能发挥新老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有可能在集思广议民主讨论的原则下避免过去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而使我国高等教育真能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个人的主张在民主同盟的座谈会上有所表述，而且在“师大致学”和光明日报上都刊载了。所以在这里就不再重述。
我认为：要搞好高等教育必须清除产生个人崇拜和以党代政的一切因素，真正从思想说服三害而见诸行动，使党进一步体现人民群众的先锋队的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并在群众的监督下来为人民的利益进行自已的一切工作。(见《北师大反右资料汇编》)
根据四月十二日在何副校长办公室谈话的结果，我觉得有几点要向上级有所申述：
何锡麟同志在专家报告会上的总结发言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虽然记录不完全，但何校长本身是不能否定的，归纳当时的谈话及日常的一切工作情况，应当指出：
(1)何校长是只听汇报没有进行分析的，因此不能真正掌握事实的真相。
(2)何校长虽然不是只凭单线反映，但充分证明了他的偏听偏信，因此失去了原则而有意或无意包庇了犯错误的党员。
(3)何校长虽然是搞理论工作的，而且革命斗争经硷也很丰富但在俄语系的事件上却没有正确分析事物的能力，不能鉴别什么是唯物主义和什么是唯心主义。
(4)何校长在他自己的指导中有意或无意地鼓励或支持了俄语系内的唯心主义的教学路线。
(5)何校长在他自己的指导中有意或无意地鼓励或支持了俄语系内的分散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工作路线。
(7)何校长是只能听颂扬而不能听批评的，所以在指出了他的错误时不能诚恳地承认错误，而尽力逃避推卸。
(8)何校长是感情冲动意气用事的，当我按组织系统向检查组提出五十二个问题时，何校长是气势汹汹准备各种办法来对我加以打击的，幸得有教育部的制止才未能继续发展，但何校长的个人意气是不能消除的，因此在专家报告会上带有浓厚的意气成分。
(10)何校长的办事原则是不尊重组织系统的，(至少在俄语系是如此)，系主任处于毫无作用的地位，同时也不能按组织系统进行从上而下的纠正或指导，而是有意或无意地鼓励下层来反对系主任。
(11)何校长不了解党与非党的组织界线不能成为工作上的界线，党与非党在工作上应当是没有界线的，应当都是按照党的世界观和人员政府的法令政策来办事的。
(12)何校长对他自己要求是不严格的，习惯于发号施令，常常作轻率的发言，不认真考虑他自己的地位会对群众起什么样的影响，对校部也是要求不严格的，发生责任事故时一律往下推，不管校部的指示前后矛盾，人各矛盾，而把一切的错误都算在下级的账上。
总而言之，我觉得何校长犯了自高自大官僚主义的错误，而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又没有消除主观唯心论的因素，用此只能依靠党的威望来工作，而不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为党增加威望。对不少事故由于缺乏鉴别的能力所以不能及时处理，长期拖延不决，一切听其自流，而造成工作上很难补偿的损失。至于这些是否由何校长个人负责或另有原因，那么我就无法知道了。
在这样的具体工作环境中，我深深地感到万分困难并且毫无保障，因为一切工作都是要及时进行的，一切工作决不能都等待教育部的检查组和费拉托夫专家来解决，教育部的检查组走了以后我们怎么办，我们是要在校长领导下来进行工作的，在无力鉴别，是非不明的情况下怎能进行工作，何况还有或多或少意气的成分。因此，我郑重提出请教育部重新考虑我的工作问题，党号召科学工作者都回归到自己的研究工作岗位去。我虽然不是一个什么象样的科学工作者，至少自己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二十年的学习，也少写了二——三十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或译作，当然，以一个非党的身分，谈到党的世界观时，或多或少不可避免会犯一些错误，但就基本情况来说总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即使过去有错误，也可以通过党的领导和帮助来改正自己的错误，即使过去学习得不够，也可以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来重新开始从头学起，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不象样的科学工作者，却迫切盼望党——一切科学工作的母亲和最高指导者能给我一个继续研究的机会，把我调出北京师范大学，免得使我在俄语系的工作中铸成大错而百身莫赎。
请李司长把我这封信转呈柳湜副部长，如教育都解决有困难，则请柳副部长逐级转呈党中央，我愿耐心地暂时继续进行俄语系工作直到党中央批准了我转移工作的时候为止，虽然我自已是象大旱望云雨一样时刻不宁地在等待着教育部和党中央的指示。
致以同志般的敬礼。
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系主任胡明1955年4月14日
(此件系摘要发表，见《北师大反右资料汇编》)
来源：《“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