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几年来的学习和工作经验，我理解的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中最危险的一种。它是集片面性、孤立性、表面性，形式主义之大成。教条主义有新有旧，新教条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庸俗化。在教育工作中它就表现在硬搬硬套苏维埃教育学，不问中国的实际。我理解的官僚主义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是领导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我们的教育工作中所表现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少的。听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对教育工作有所指摘，使我们感到高兴和警惕，高兴的是因为有了医生给我们治病，警惕的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工作中有许多毛病。最近毛主席指示要“放”这使我有了放心放胆说话的心情，因为我本来是不放心不放胆的。其原因之一是仍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旧教条作祟，原因之二是有顾虑，怕得罪人，怕报复。
首先，我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对教育工作的批评有一些意见，比如只揭露了缺点而未加分析，对形成教育工作缺点的客观因素也没有接触到，没有提出具体的改进办法来。不过，本文不准备谈这方面的问题。
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在领导贯彻学习苏联这一不变的基本方针上。教育部门在开始采用苏联的教学计划的时候，就没有真正体会其精神实质，完全照抄照搬。比如我国人民和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健康状况和教师水平，这一切都和苏联教学计划的客观背景有所不同，结果是引起学生负担过重，教师忙乱。
又例如高等学校中的教师工作量制度，完全不适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硬往下布置，浪费了许多人的时间精力不算，还引起学校工作的混乱，结果是以不了了之。
在人事安排上也有不少问题。统一分配毕业生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央在各省也发生过不少“乱点鸳鸯谱”和“削足适履”的偏差。学教育学的被派到中学去教语文，学农艺的被派去当会计等等，都有例可援。在师范大学内部，人事制度上也有缺点，最显著的是助教和老教授之间的关系始终搞不好。学校分配助教时，老教授不能表示意见，分配后老教师也得不到助教的帮助，使得老教授从借书抄书、做卡片到做统计工作等等都没有助力。结果是年青一代得不到培养，老一代的衣钵似乎无人可传。但是科学规划似乎还未注意到这一点。在专家的安排上，我们也感觉到有事不得其人，人不得其用的缺点。比如某些外国文学专家被派到远远省份去教国文，某一位教育学专家被派到某省某区乡去当小学教师。在肃反运动中被斗错了的也不少，甘肃某校有一位教授就被长年累月地放在图书馆写卡片，每月只给生活费20大元。这就不怪有些到北京来开会的同志有“但愿春风到玉门”的感慨。
讨论全国发展的方针是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但是这个讨论显然有严重的教条主义毛病。讨论只是漂浮在概念上，而不分析具体事实。因此就没有什么说服力。教育部门布置工作，也是经常抓一丢一，常有片面性。结果是朝令夕改，以前提“教学压倒一切”的口号，现在又发现不对了。山西省教育行政部门有一位领导同志就十分勇敢地承认了这一点：“他们的工作方法喜欢单打一的作风，总是抓一丢一，不能结合起来。”抓了教学就丢了思想政治教育，抓了综合技术教育就丢了别的东西。
现在学校中实行的一套统一编制名额和师生比例制度，也是有毛病的。此如学校实行班主任制度，教育行政部门就不大注意学校的实际情况，只强调主观要求的一方面，没有适当地减轻班主任的其他工作，也没有在物质上和待遇上作一些特别安排，原因是碍于制度。鼓励中小学教师向文化进军也不注意给予一部分有丰富经验和工作能力的老教师或有特殊才干的年轻教师以物质上和时间上的保证，有一位老教育家就说真是“刺猡掉在棉花里，一身都滚的是事”。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与现行学校工资制度的缺点有关的。美国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是实行 “单一薪制”的，这可以保证同能同工同酬的原则。而不是凡小学教师其工资必定低于中学教师；凡中学教师工资必定低于大学教师。我认为后者是一种障碍着人尽其才，使人不安心工作的制度。
在学术上，教条主义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一棍子打死”的作风。“批判了”三个字好比“推出午门斩首”一样，一切就都完了。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篇文章或者任何一个人，如果受到了批判，于是大家都抱不齿的态度。“判”字本含有判断的意义而我们却把“判”字理解为判罪，因此就只判罪不判断了。毛主席早就指斥了这样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是反对党八股“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人民出版社版，着重点是本文作者所加。）这在教育界也是有例可援的。比如我们跟着苏联“批判了”儿童学以后，就把儿童也同洗澡盆里的水一齐泼掉了。其结果是多年来教育学几乎成了儿童的教育学，因而也就不去注意展开儿童身心发展的科学研究。又如我们“批判了”儿童中心主义，强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于是教师们在课堂上唱独脚鼓就成了普遍的现象。我们批判了“智力测验”和“问卷法”，跟着把教育统计学和客观地反映群众意见的书面调查法也否定了。苏联也已经承认否定教育统计是不对的 （见下一期“教育译报”关于统计方法的一篇论文。）我们现在教育科学的论文充满了文艺、政论式的议论(凯洛夫语)，只满足于极原始的平均数和一揽子的百分比，掩盖了千变万化的具体情况，否定了相互关系的统计方法，如相关系数等。在这方面，有两位资本生义的科学家克尔文和啥密耳敦曾正确地说过：“精确的细致的计量，对一个没有科学想像力的人来说，似乎比起寻找新事物来不算什么崇高的有价值的工作，可是差不多所有伟大的发现都是靠这种计量才能作到的” (见Beveridge：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l953第149页)在我们的印象里，过去几年决定教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常常只是凭—些人的意见，而似乎已经忘记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两千多年前的苟子也说过：“乱生于差，治尽其详”。所以我们必须举行教育调查，首先是结合着像陈达式的国情普查和李景汉式的农村社会调查来干(当然是以毛主席的农村调查的精神作为指导思想的)才能避免苟子所说的乱于差，而达到详而治。
过去几年，我们惯于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惯于骂街或断章取义地引用经典著作来代替我们的独立思考。最近北大的哲学讨论会对我们敲起了警钟，似乎有了健康的舆论。因此我敢于对批判杜威提出另一种看法。我同意约翰·柳易士(John Lewis)的看法，理由有三点：1．杜威属于西方哲学的进步一派，这派虽然严重缺乏对唯物主义的辩证的理解，但却是反对超自然的和反对绝对主义的。2．说杜威否定客观存在是没有根据的，他曾反驳这种误解并承认果念是“独立存在”的反映。3．实用主义已经不是帝国主义哲学，我们的矛头应指着真正的帝国主义哲学，即是反实用主义的，绝对主义派和超自然派(见英文马克思主义季刊1955年4月号，124—125页，此文由朱启贤教授介绍)，我也认为还不能一棍子打死，他的对减轻学生负担培养独立思考虽有主观唯心论的看法，如果批判其夸大而不正确的部分，把好的成分纳入到我们的体系中，就是对人民有用的东西。其次我认为美国一百多万中小学教师基本上是中下层的人他们在国内垄断集团的压迫下有苦说不出，如果我们都把他们划在实用主义的圈子里，这也不利于我们团结美国广大的中小学教师以至实用主义派中政治上偏左的进步分子。
教育部去年动员了好几个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的老教授把杜威的全部著作摘要或摘译出来，我们摘译了一百多万字，交上去了，结果是石沉大海没有下文，这可能是由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对批判杜威问题有了改变的看法。我们已肯定杜威的学说基本上是有害的，但如果说一切受杜威影响的人和其它资产阶级教育学派都是—丘之貉，那就是教条主义的看法。再从另一方面说，杜威教育学的一个基础是摩尔根派的遗传学，现在对摩尔根派是不扣帽子了，能够和米丘林派相互学习了。如果对杜威的理论根据之一的摩尔根遗传学有了改变的看法，那末对他的教育学是否能一棍子打死，就有些疑问了。
教条主义曾经扼杀了不少科学部门，教学计划的铁墙鉄壁，使得许多必要的科学无法生存，结果是形成缺门很多，而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改行不务正业。例如陈达教授的人口学只是最近才刚刚苏转过来，过去他们要求“相濡以沫”而不得。又例如行政学，教育行政学，人事行政学，比较教育以及其它种比较学，也就统统不见了。有一位医学院的某门骨科处在饿殍状态，谈者几乎声泪俱下，我国似乎没有人搞人类遗传学了，特别是对潘光旦教授的冷泉湾的东西，像打孔家店一样完全抹煞了。我们片面地强调重工业和科学技术，使许多社会科学没有适当的发展，尤其是在物质上限制着教育科学的发展，他们得不到必要的预算来及早准备自己的图书设备和基本建设。我们的图书馆很少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的刊物。不谈外行单讲教育科学，我们对近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发展，基本上是隔阂的。试问怎样能知道国际水平如何？我们对专家服务部(新华书店)提了意见，据说今年的买书外汇一百万美元被批驳了，没有国外的新教材如何吸取别人的长处来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保密是专政所必要的，但是把保密的界限划得太严就对科学研究有害。搞社会科学的人没有力量自己搞调查工作，于是最苦的事莫过于向政府机关要材料，尤其是统计材料。我有几次到教育部去拔材料，主管统计的人借口保密，连在部内翻看一下也不许，结果等到十天以后经过请示后寄了我一张纸，上面写了七八行笼统的数字，还不如我在报纸杂志上东拚西凑的详细。最滑稽的是我们有时能转弯抹角从国外的(有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刊上找到我们在本国要不到手的资料。如果要看一些总结报告以便了解全国和全市的情况，那就等于“蜀道之艰难于上青天”了。我们好些人对这种情况气极了，这样还搞什么教育行政研究。一二十年来的学习和心得也就快要让我死了。“卞和三献玉”，我们固然不配谈，但是“苏季十上书”的勇气也没有了。苏季的思想有问题，但是十上书的勇气则是好的。
古语云：“防民之口其尝甚于防川”，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放民于口。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胆的一次发言，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处于一个幸福的社会之中，我的发言有了保障，所以才敢这样做。当然其中不免有片面偏激之处，希望读者加以善意的批判。(原载1957年4月30日文汇报)
来源：《“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