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象一阵温暖的春风和及时的春雨，全国各地，卷起“继续放”、“继续鸣”的热潮。人们期待着这阵春风雨，也迅速吹到武汉来。由于盼望的殷切，于是就有人埋怨脚步太慢了，甚且有的人叹息着说：“春风不渡武胜关！”
要说“春风不渡武胜关”，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春风早已到了江南，去年陆定一同志的文章，就是一阵春风，在这春风吹拂下，许多多年辍笔的老作家又拿起武器，自己深心里感到是“枯树逢春”。许多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也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在创作上，题材千篇一律，主题狭隘单调的现象开始有了改变，题材主题渐渐广阔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也渐渐出现了。
但是，为什么人们会感到“春风不渡武胜关”呢？这就是说，“乍暖还寒”的低气压还是有的，不利于“继续放”、“继续鸣”的无形障碍还是有的，天气还不是万里无云，还不是风和日丽，人们心上还笼罩着一层虽然很薄但却驱散不开的湿雾。
陈其通等四人怕天下大乱，要“压住阵脚”的文章，围剿“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文章，由于“草木篇”对“星星”月刊大张挞伐的文章，……虽然炮火已经停歇，但是，它留下的火药气息，还没有完全消散。而这些，显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作为思想说，这些思想是有代表性的。尽管这一思想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但它却同样是“百花齐放”中的一阵霜冻，百鸟啾啾中的一阵枪声。在这一时期，有些人就为了“怕头上落下七顶帽子”忧心忡忡，有人为写过一篇理论探讨文章担心到自己的下场。在这种情形下，有人发出“但愿春常在”的疑虑，也是并不奇怪的。
因此，要贯彻“大放”、“大鸣”，我觉得首先是扫除妨碍放和鸣的消极因素，创造春光融融的环境。
要创造这样的环境，我觉得关键在于领导。第一个是，真正认识现实情况的变化，阶级情况的变化，思想上转过弯子来。而这弯子并不是那么容易转的。有人提出“放社会主义之花，争马列主义之鸣”，“力争鲜花，避免毒草”，表面看来，是何等正确，但经过批评之后，才明白这说法本身就是“毒草”。因为说来说去，仍是一家独放，一家独争，而今天的“放”和“鸣”却远远比这宽阔，就是除了反动思想以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容许放，在放中竞赛、分析、批评。而仅仅这一点，许多人的思想便转不过弯子来，但是不准自己认为不健康的东西露头，不准许它出现，又如何算是“齐放”呢？又如何能细致加以分析呢？如何保证不把本是香花的东西误认为“毒草”铲掉呢？第二，就是要从思想上，和大家站在一个平等的立脚点上，面对真理，这也并不容易，许多同志，特别是位居领导，习惯于发号施令的同志，往往不是站在群众的中间，而是自以为凌驾于别人之上，把自己看成“改造者”，别人看成“被改造者”。把自己预先封为“无产阶级战士”，把和自己看法不一致的看为“思想有问题”，这思想如果不扭转，就很难考虑到在争鸣中自己也有和别人互相渗透、互相借鉴的好处。鲁迅曾说：“自己到底是什么思想，什么意识，最好一一说出，使人了了分明，不要先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唯我是无产阶级。”这话很深刻，在今天，就特别重要。最近在各地的讨论中，许多人都提出“拆墙留线”的口号，我是十分赞成的，因为“墙”对墙里墙外的人，都没有好处，而线（是非的线，真理的线）如果成为大家共同注意的目标，那就会促使大家细致地探索、研究。谁也不甘心把自己停滞在线外。
当然，以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更重要的，还须要我们每一个人有信心、有勇气。信心和勇气，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产生于对现实的认识，对文艺工作者的时代责任感。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正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是没有什么可以使自己恐惧的，一切的犹豫和顾虑，多半由于我们自己心里没有“底”。认识不清，自然稍有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安。因此，在目前，认真的考虑一下，我们文艺工作上的许多问题，对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见5月4日《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