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近一些被揭发的事实看来，新闻工作者的地位，显然没有得到各方面的重视。许多人对新闻工作者不信任，而更多的人却是对新闻工作者不尊重。新闻工作者在进行工作中，常常得到的是阻力而不是支持。
如果新闻工作者本身存在着“特权思想”，要求“见官大一级”，这是新闻工作者自己的错误。但是，事实所告诉我们的却并非如此，事实只是某一些人对新闻工作者加以轻视，硬要看作是“逢人低三等”。
有人说，走到什么地方，都遇到新闻记者，讨厌得好像嗡嗡的一群苍蝇。这些话，早二十年，早三十年，旧社会里的新闻记者是不断听过的；没有想到，今天还听到这样的说话。
这句话也有一半是对的，新闻记者走到哪里诚然都是嗡嗡的一群。如果缺少这嗡嗡嗡的一群，我们就会感到缺少很多东西，我们必然诧异这个社会的无声无息。
但是，另一半的话却不对。新闻记者在今天，应该不是苍蝇，而是蜜蜂。尽管苍蝇和蜜蜂同样的是嗡嗡嗡的一群，所发生的作用却大不相同。蜜蜂不仅为人类酿造蜜和蜡，而且在百花齐放之时，还要它传花授粉。用讨厌苍蝇的态度来讨厌蜜蜂，我们应该怜悯这些人的无知。也还另有一些人，他们之讨厌蜜蜂，并非不知蜜蜂有那些好处，只是因为蜜蜂有刺。
听张黎群同志说，《中国青年报》因为登了《白司长来了之后》这篇新闻，引起了些麻烦，于是有人说，《中国青年报》在“闯祸”，可能就算闯了祸吧、这种祸谈不该闯呢？如果《中国青年报》不闯那个祸，不登那一篇新闻，那末，白司长走了，黄司长又来了；黄司长走了；蓝司长又来了；白司长走到这里，明大义走到那里，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不必报纸登新闻，麻烦也要发生的。那时恐怕更使人伤脑筋吗？从这一角度看，《中国青年报》那个祸还是闯得好的。我们的报纸，对于那样的祸，应该去闯，而不应该回避。
在旧社会里，有一句话说的是：“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今天当然情况不同，没有那种事了。我们面对那些主观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改一改那两句口号吧，我们可以说：“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闯祸，不是好报馆。”不过应该指出，我并不希望这两句话作为俏皮话加以流传；我只是想借这两句话，在那“三座山”还没有消灭干净的时期，能够成为新闻工作者彼此互相勉励的话。
我们有理由、有必要，让那些主观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亲派主义者正视新闻工作应有的社会地位，对新闻工作者加以信任和尊重。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一般说来，都是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新闻工作者在进行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工人在从事劳动，是一个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谁要对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加以阻挠，就是破坏劳动、妨碍公务。我们需要时常用这些道理去教育那些糊涂的人。使用“记者证”只是一种制度，一种方法。如果那种人对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缺乏认识，没有扭转思想、矫正看法，“记者证”有时也会流于形式的。我们应该把教育那些糊涂的人，列入自己的课题之内，细致的，花费一点时间，批评，斗争，不到新闻工作获得应有的、适当的社会地位，决不休止!当然，在那“三座山”崩溃之后，新闻工作者必然会大吉大利、事事如意的，我们的锦锈前程，已经是遥遥在望了！
报纸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可以有两种姿态；或者说，有两种身份。一种是，板起面孔，正襟危坐的严师；一种是，和颜悦色，无所不谈的良友。
有些人，是不太理解此中的奥妙的，他们认为，报纸只应该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他们心想，把一份报纸交在读者手里，等于给读者上十堂政治课；从第一版第一条起，到末一版末一条止，最好都是正面向读者进行教育、理论、理论、再加上理论。今天的报纸分量压坏人，读者得一面喘着气、一面去死钻硬啃。他们完全不管，读者会不会得到“消化不良”的病症。
去年报纸有些改变，略略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文章，有点和读者谈天而不是一味教训的倾向。这使得那些善心的人们“怒焉怵之”，觉得这是嬉皮笑脸、有欠尊严，会招致报纸在群众中丧失威信，影响了宣传鼓动的作用。
应该指出，这完全是过虑。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报纸应该有益和有趣，我觉得这话还是对的。只是，我们对于有益的“益”、有趣的“趣”，立场观点和资产阶级大不相同而已。我们要供给读者以知识和趣味，适应读者的需要。只要软中有硬，不如软些、软些、更软些。能够如此，就能够和读者结成朋友。有些报纸这样做了，销路打开了，说明它结交的朋友日渐增多了。
报纸社论，是代表报社的看法和意见的。说得有道理，写得有说服力，读者自然会同意你。否则，我们就应该倾向听读者的意见。如果读者和意见正确，我们不妨修正自己的看法。今天大大小小的报纸，所有社论，都好像是“社训”，只许读者接受、服从，不许读者吭气。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值得考虑的。
能够做老师的，降身做朋友，我们至少认为他是在师友之间，对之不失尊敬之心。反之，只够做朋友，却硬要去做老师，就必然很尴尬，不但摆不起老师的架子，连朋友都会交不到的。《南京人报》解放后复刊，编辑部里在家说，应该学《新华日报》；因为《新华日报》是学《人民日报》而《人民日报》却是学《真理报》的。《新华日报》和《人民日报》是不是那样学的，我不知道；《南京人报》在主观上却是那样学的。学的结果，很显然。《人民日报》有理论，《新华日报》阐释发挥了那些理论，到了《南京人报》，却只剩下选择教条了。《南京人报》除了把白报头改为横报头，那是学像了；其余，哪里像哩。这样，读者不要这个“老师”，纷纷“退学”；报纸没有了读者，只好停办。《南京人报》停办，当然也还有别的因素；但这一因素却很重要。这对我说，是个惨痛的教训；今天也应该转达给同行的朋友们。
我觉得，严师有一位也就行了，我们认《人民日报》做老师吧，至于良友却是愈多愈好，而且应该注意到每一阶层的人们，都能有良友。现在我建议，最好能在北京办一份通俗的报纸。过去，北京报纸史上，有《时事白话报》、《群强报》、小《实报》这些通俗报纸，适合于文化水平低的成年人阅读。一个黄包车工人，停下车来，就拿着一份报看。这说明，那些报纸销行的广泛。解放后，一直没有这种性质的报纸，未免是个缺点。
报纸，我们也称它做新闻纸。新闻在报纸上应该占有头等地位，报道新闻乃是报纸的天职，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从今天报纸上所刊载新闻和论文的数量对比上看，新闻的比重实在太少了。而那些很少的新闻，还得不到它在报纸上应有的地位。报纸把最优越、最能使人注意的地位，用来刊登一些论文和谈话：最近发生的、读者极为关心的新闻，却被压缩，被挤得排在报纸的角落上。每有一次什么大会，会上的总结报告，往往各报以不怕千篇一律的“勇气”，刊登连篇累牍的“明日黄花”。这些东西登多了，新闻自然会被挤掉了。
既然叫做新闻，顾名思义，其中当然含有强烈的时间要求，某些人认为，要迅速刊登新闻，就得“抢”，而“抢新闻”乃是资本主义报纸的经营方式。“抢新闻”这三个字的解释，可能指时间上让新闻见报过早，也可能指记者与记者业务间的竞争。那么，我们反问一句：社会主义式的报纸，是不是应该把新闻压在“仓库”时等发了霉然后才刊登呢？是不是记者在采访新闻时应该彼此拱让，说“您先请，我迟两天发，没关系”呢？
在我们的新闻工作中，也还存在着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我们当然没有资产阶级报纸上那种(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捏造，无事生非的“新闻”，也很少见“客里空”式的人物。但是，有的却不免有由于科学知识的不足，造成判断的错误，因而影响了新闻的真实性。虽然这种现象并不太多，但不是没有，我们应该注意。
这几年来，不容讳言，一般的新闻稿件，写得那么公式化，好像有一个套子，“新闻八股”是由来已久的，如今又(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上了“党八股”。这两种规格，把文章(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住了，应该打破这(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废除。
对于目前报纸纸面编排的技术，我认为，是颇欠考究的。
最主要是，民族语言文字的特征，在今天的报纸上，没有得到重视，而且显然也没有打算予以重视。这就使得报纸纸面为之减色，削弱了刺激作用，也降低了报纸在宣传鼓动方面所能够得到的更高的效果。
首先，我表示反对报纸横排。
我们民族的文字是直写的，上下贯串，一气呵成，改为横写，实在没有什么好处。说横写合乎科学原则，对于眼睛有好处；怎么汉字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的眼睛也并没有什么退化呢？说看得快，从来不见人做出可靠的科学实验报告，说：“我看直写文字十分钟只看多少；改为横排，我多看了多少。”也许有人说，这是为未来拉丁化准备条件，是不是准能拉丁化，在哪一天才能拉丁化，现在很难说，即便说，能，我们的报纸又何妨在拉丁化时再开始横排呢？
我之反对报纸横排，基本的原因，是认为横排之后，纸面错误、(此处二字辨认不出)的变化少了，组版困难，影响了报纸的生动活泼。
我们即使不要求报纸(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改横排为直排，也应该要求有些报纸横排、直排，能够自由竞赛。
对于目前报纸的不直视标题，我也想作一点建议。
我们知道，标题对于版面起着很大的调节作用，控制了文字与空白处的适当停(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它向读者指出新闻的要点；它刺激读者把新闻读下去。这些道理，原本简单，可惜目前报纸，大都没有注意，标题“刻板”，极少有刺激性，今年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明年还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年年都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
我们民族文字是方块字，每一个字都有平仄，去仄的音节，因此，念得能顺口的，最好是句了采用奇数的字数，五个字、七个字或八个字。注意有一个字的音节，注意它在那一句中的平仄调和。目前报纸标题是不管这一些的；有时候，还像故意要拗折一下，把原来顺口的诗句，改得不顺口，简直使人不能了解。这些地方，都希望今后能得到注意。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