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现年24岁，东北吉林人。回族，家庭成分工人(父亲是搬运工人)，本人成分学生，语言研究所实习员。
1955年肃反运动时因思想反动诬蔑“苏联红军在东北奸淫抢劫”，说“谁来跟谁干，对国民党不喜欢对共产党也不满意，集体生活不自由，最好取消党取消政府”等反动言论，因而受到批判。
(1)国家人事制度，别的机关总是党员的太太(党员或团员)做人事科长，据说流传一种说法：不是党团员不能做人事工作，人事工作带有神秘性，人们走到人事室门前总是有些害怕。人事材料像魔影一样，你走到那里，他跟到那里，一辈子折磨你，老抬不起头来。
(2)汇报制度：汇报制度可以有，但至少有一点，领导上要有清醒的脑筋，第二，汇报的人要有共产主义道德。
(3)肃反问题：肃反中列找十条大罪状，把我全没有的提到我身上，找了我的一个对头袁正芬来捏造事实。有一个参加肃反调查干部说他在会上提意见是不得已，心里惭愧。说我反马克思主义因为讲了一句语言不代表思维，就这一句话给我加上了很大的罪名。
有人说我是胡风的学生，为此进行了调查，可以让自己烧掉。
人事档案拿出来给大家看，没有必要的，可以让自己烧掉。
我们的青年团对整风不感兴趣，说明一个问题，平时党搞一个运动团员热火朝天，可是这次冷冷清清。我们有些团员好吃懒做，挑肥拣瘦，而且嘲笑别人的工作。这就是对团员的教育。团员看群众好不好，要看你是不是说团、党的好话。入工会要审查两个晚上。
我觉得中宣部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是骗人的。从整风中各机关表现看来(罢工，不要党委会)几年来马列主义教育化为灰尽。如高饶事件党内有一定内容，团内传达截掉了一部分，群众就没有内容，只知道有问题而已，这方面中宣部完全做得不够。
马列主义书籍全翻译的给人看不懂。教条主义抄袭。
辩证法胡来，党不遵守自己的方针政策。如肃反中把反革命的含义给糟蹋了。我不反对检举，但问题是先调查后斗呢？还有后调查先斗呢？肃反中有一条“大胆怀疑”，这是极其愚蠢的，残酷的。接到检举材料要先调查后斗争。尚书说“罪疑惟轻”，我们没有继承这点。肃反中不顾“人有脸，树有皮”，随便听人说。
党支部在机关里超出了国家权力。斗争会是公堂，主席是法官，党团员是三班卫役。
我跟人家谈到肃反的事，人人都是摇摇头(闰土)。过去语言所有四个高人，从来不说话。党员宣传自己的威信。蹬着人肩往上爬。党里却鼓励打击人，跟谋财害命差不多。对上级声音变了，对下级疾声厉色。肃反中要求入党入团的人要进行考验，能够打击别人，往上爬的人就是入党入团。
科学院是阶级花样的巢穴，等级千奇百怪。
卢郁文接到匿名信是为了转移目标。
石景山钢铁厂只17人参加座谈会。共产党是可悲的。
肃反利用群众斗争是错误的。不是方式问题，而是是否违反“事实”这个真理问题。
批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消灭了。
哲学在人民中死掉了，只在中央领导人中搞政治的读哲学。
找建议马列主义课自由选修，上次清华已下令停止一切政治课的考试，我反对马列主义课考试。我们是机关干部为什么还考试？马列主义应该自由学习，不应强迫人家学。过去强迫学习，强迫考试，规定学习马列主义时间不准干别的，其实都把时间放掉了。我学了几年，也没收到什么效果。这种学习方法要彻底改变，集体阅读根本无必要。小组长没必要去各屋检查，这种监督式的学习方法没必要。
以后我看文件时，小组长再要上我屋里去，我就把他撵出来。
(一)序言：“肃反”之为“学”也，乃是近几年的事。因为是门新学问，且又是共产党人所独创，不免由于理论上的缺欠而造成实践上的混乱。在现在的“鸣”“放”时代，人们获得了研究学问之自由，某些学人少不得要对它进行一番探讨。笔者早在1954年就有一种讨厌的喜好，但由于笔者患着环境恶劣症，未能将一些心得写出问世，如今笔者趁着病症周期性的好转，写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望海内外贤达雅正。
(二)释名：“肃反”是肃清反革命一词的缩写。反革命的组成方程式是：
反革命=反革命思想+肉体+行动三因素缺一不可。在运算过程中，完成“肃清”这一动作的方式有两种：(1)是肉体的消灭；(2)是精神的替换。这两种方式只有在上述三因素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实行。第一种方式是从消灭思想的驾御物出发，第二种方式是从替换肉体蠢动的源泉出发。两种方式同一目的毁灭反革命行动。
其中必须把“思想问题”抛开，什么是“思想问题”呢？虽然反革命行动，却有一些对革命反对作用的意志。这里边绝不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因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人的一种天性的缺欠。既是“肃清反革命”；“思想问题”和反革命不能作相同斗争。况且思想问题又有它单独处理的场合——改造。违反此项定理是错误的。
(三)方法论：共产党人侥幸的说：造成匈牙利事件错误的根源之一是匈牙利政府在肃反问题上没有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而在中国却正是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然而奇怪的是，据目前的舆论看来，似乎中国政府犯了一个中国革命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错误。因此不管是“警察抓”式(匈牙利)或者“群众斗”式(中国)不约而同的犯了错误；显然其中必有奥妙。这就牵扯到“真理”问题，实在的问题。毫无疑意，中国的肃反运动离开了真理，离开了实在。因而肃反的正确与否不决定于方法，而决定于事实的存在，决定于真理。把范围缩小一点；先是调查后斗争呢？还是先斗争后调查呢？如果是先斗争而后调查，有了证据还能跟群众交代下去，如果没有找到证据，跟群众说什么呢？而群众又跟被斗者保持一个什么关系呢？保持一个什么脸面呢？所以先斗后查式不妥。但也没必要把所有的人都调查一下，(不过共产党人若有钱那倒罢了)。所以在“肃反学”里，没有“方法论”(或“方式论”)一章，而只是要求设立一个抓人机关，按照真理行动。
(四)价值论：这一章在“肃反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是总结过去的肃反实践及其以后发展方向的“动力”。 共产党人一直是不喜欢谈这个问题，“鸣”“放”以来却有些非谈不可之势，因而也就似谈非谈的谈了几句。
但是历史是劳动大众的历史，还要由劳动大众来作结论。
(1)“肃反”的错误太大，成绩极小；错误的大小是目前争论的焦点，作者是承认肃反的错误太大，成绩极小的。唯物主义者是从实际出发观察问题，因而看到社会上许多“被斗者”都是身受不白之冤时就会承认肃反运动是有着巨大的错误。
(2)共产党人时时教导我们，观察问题必须分清主要的和次要的，那么微小的成绩不能算是主要的，否则就会侮辱了我们的党——“宁可错杀一千，不肯放走一个”。但微小的成绩也不容抹煞。伟大的党作出微小的成绩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
(3)“查清干部历史”不能算是肃反的成绩，因为它不是肃反的目的。如同我们骑自行车不想撞那个美丽的女人，却偏偏撞上一样。
(4)斗争错了或斗争对了的百分比，不能随便乱比，中国的肃反运动要跟全世界的人口比起来，被斗的人数(对了的和错了的) 显然太少了。应该把范围缩小，比如说科学院的语言所“错”和“对”的百分比是多少(作者按语言所是错的100%，对0)？容易看出问题。
总之，“肃反学”中的实践是要换得价值，然而中国的“肃反”实践所获得的价值并没有像共产党人所预计的那样。错误的根源是迷信于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而且初步的呈现出斯大林时代的景象。最使共产党人痛心的是最近各地居然提出：“胡风集团”是不是反革命的疑问，这不是要从根儿上找毛病呢？作者认为“胡风集团”是不是反革命倒是小事，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没有把党中央的话使人信服的宣传给群众倒是件大事儿。
附记：近几日党中央的宣传工具——报纸。开始组织人力进行围剿式的反攻，各地党团组织也有所行动，不可不诫。像许少青所说：语言所的“肃反”运动党支部决定没有错一样，谁敢说错呢？只能说“这也好”！
我性急，在原来的地方发言不过瘾，我要到前面对大家说说才觉得痛快。
首先声明，我完全不承认我有错误，我要把我所有的言论拿出来重新处理。我有我的立场，你们有你们的立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而人是有阶级性的，我是绝大多数人中最突出的一个，是有不同的立场，我曾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不好，但是我还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的社会制度。现在人们的思想僵化了，按着木偶的方式生活着。我感到生活的苦脑和空虚，而且是绝对的空虚。
北大的“五一九”(是北大右派分子粘贴反动言论的大字报的第一天)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快的日子，它给我带来自由，可恨的由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诬蔑党，借机向党进攻，使我快乐的日子很快就幻灭了。
刘坚说我对陈京生小孩的情况，用这例子煽动大家来斗争，完全不符合事实。刘坚在发言时对我呲着牙，说我是恶霸作风，这对我是绝大的侮辱。王显说我是白痴，有的同志又说我是反革命，好吧，你们说我反革命也好，右派分子也好，反正我在肃反运动中已经丢尽了脸，现在还剩下的也仅仅是一点点自尊心，你们斗争我也没有多大关系。
我承认我和你们立场不同，我从小到现在没有反对过党，有错我肯承认，我的立场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我背叛了工人阶级，我的立场是反对无产阶级，但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想消灭无产阶级。说我反动反人民我认为是很平静的一件事，反动本身并不可耻，资产阶级一样说无产阶级反动。
有一批歇斯底里的社会主义者，把任何事情都加上社会主义。第一我不反对社会主义，不反党，但我反对今天的社会制度，有人说我只有两条路，我不需要你们说，我自己会 选择我怎样去死，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允许对我人格上的侮辱。
肃反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残暴的运动，这是共产党发明的，它给人带来了不幸。肃反本身就是错误的。共产党是善变的，今天的政策与明天的就不同。
会我经过了多少次了，我不改变立场，要用压力我是不接受的，用压制的办法不能说明真理，用多数人压也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坐在小桌前盘着腿喝着茶谈心最能解决问题。
为了纪念我用司马寒玉这个名字发表的大字报，我宣布我以后永远改名叫司马寒玉。
我叛变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如果再转变为无产阶级那就是第二次否定了，用谭天荣的话来讲那么第三次否定才是“正果”。(人们要否定的东西，我要肯定，我要把现实整个颠倒过来。——谭天荣叛徒的宣言)。
我认为自己是有问题，我承认反动，但这个对共产党对我都有作用，现在右派分子大大小小的非常多，他们的言论为什么那么协调。我和山大的×××并没有联系，但肃反问题我提出来了，他提出来了，这说明共产党肃反是错的，这次大鸣大放是有成绩的，至少是使共产党震动了，使他们明白了他们周围的人并不是都爱他的，也有恨他们的，正如同有人恨我一样。
我非常同意前次团代会一个代表所说的话，进步和不进步是劳动和不劳动来区别的。我是爱劳动的，我离开了劳动就不能活，但是没有人说我是进步的。我遗憾的是没有做一个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和右派分子和共产党拼到底。你们可以杀一儆众，但我不愿做牺牲品，我的生活完全僵化了，我反对思想上的折磨，刘坚说我是恶霸，王显说我是白痴，这显然不合整风的精神，我已经过两次大风浪，我习惯了。
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明天还不知道谁要到这个断头台上来。折磨我的肉体可以，这个会简直是折磨我的灵魂。
党整风期间所涌现出的一些反社会主义右派言论 ，成了堆积在我胸中很久的反动思想暴发的导火线，我一系列的反动言行是这一思想暴发的具体表现。起初，社会上的右派言论和我的右派言论，使我很开心认为既或是中国的历史车轮不被这一声“巨响”的震动改变常轨，至少有些巨大的社会改革。因而我本身也将要从“绝望的深渊中”，走出来，享受我所理想的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民主”。
几年来由于人民政权之巩固，使我脑海中“自由”，“民主”不得呈现，我认为我是活在逆流中，冷遇中，即是我所写的“环境恶劣症”。因此我肯定人民民主政权与我的理想有些冲突，周围的人就是这个政权的化身，这种内心忧郁的凝结使我的理智混乱，认不清社会上的好与坏，丑与美，我常年的准备以自杀消灭我，然而现实界的物质刺激使我无此勇气。
(1)破坏会场秩序消灭懦弱人斗争的坚韧性。
(2)企图证明这种批判会是残酷的，非人道的。
(3)表示我是坚强不屈的“英雄”。
北大右派学生向党猖狂进攻时，我十分高兴，感到愉快。虽然他们的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我听不大懂，但他们对“肃反”、“人事制度”、“马列主义学习”的诬蔑以及对积极分子的谩骂，我听得是津津有味，而且回来就眉飞色舞的大肆宣传，而那些正面意见，我认为是“卫道者的基调”、“歌德派”，因而完全不采，这种感情应该问一下：“为什么”？表现上看来也许是青年人的好奇心或者小资产阶级喜刺激，而实质上，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跟反社会主义者一鼻孔出气，而且做了他们的宣传员，使他们的毒素更有效的扩散开来，实际上也就是我向党进攻。
我赞扬右派分子谭天荣等为历史上突出人物，虽然被人民打翻，他的事迹永存，也算得活了一辈子，他们的顽固不投降我认为是有骨头的汉子，这一点对我影响极大，我当时嫌语言所人少只有开全院大会才能出名，我的自杀也是顽固不交代的一种形式，这是以证明我的敌我不分，香臭不辨，从而扩大了右派言论的破坏面，既害了别人。也害了我。
肃反运动对我的教育很小，只是在恐惧的心情下把坏思想隐藏起来了，此大事件是对我进行了一次测验，这个测验又一次证明我的立场与社会主义者距离。
反右派刚开始看看风色我是逃不掉的，但我不服气，打算坚持到底，因为在我看来右派言论可分下列三类：
(1)章罗类：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要推翻共产党，然后自立为王，我讨厌这种手段，批判是应该的。
(2)谭天荣类：这一类要在历史出名，没有政治意图，要发表他们的“哲学见解”应该叫他们谈。
(3)我类：既不想当官，也没有“哲学见解”就是想闹一闹，刺激刺激借以发泄冤气(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也有立场问题)
第(1)类我不谈了；第(2)类的见解也不对，因为(1)他要统率百分大军改变社会制度(2)他的“哲学理论”不科学，只能使天下大乱，第(3)类怎样呢？正是第(1)(2)类所欣赏的，他们能利用(3)类人造成他们的官运和天下大乱，更深入一步来看，我真是要“闹一闹么”？不是的，因为在我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对闹事都有限度，因而“我的自由”，并不存在于这两个社会制度中，我脑海里存在着一个X社会，这里边的人们都是绝对平等，谁也管不了谁等。
(1957年7月14日)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