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有无数的话，打早就不说了。现在是党整风的时候，要我们大胆鸣大胆放，因此我就不能不贡献一得之见了。我想共产党打算改革，知道知道我这些意见是有好处的。”下面是他的谈话。
整风，整什么风？整歪风，邪风，整三个坏主义。在这三个坏主义中，我变为宗派主义起决定性的作用，是第一害，应首先打倒。党的方针几乎都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却处处都有宗派主义：提拔幹部：党团员很多是连升三级，非党团员有的还降级停职。这不是“天下为公避贤与能”，而是“天下为咱选党与团”。评定工资：党团员可借口有德而增薪，非党团员自然因缺“德”而酌减或不动。这不是按劳取酬，而是靠党穿衣靠团吃饭。统一战线：有些党团员对非党人士瞧不起，甚至敌视，公安人员还有令民革成员按反动党团登记者。这样人是走蒋介石的路线，要一党专政消减杂牌军；一入党团便声价十倍，又可享受种种物质上的优待，真是名利双收，并且一人成佛九族升天。求学：前清专制皇朝时代，皇子皇孙入的是皇学，现在有党团子弟入育才小学，实验中学，速成中学，各党团干校，非党团员入的机会很少。选派留学生：重视党团员，不重视学识技术基础，甚至这些平凡的党团员的中学生。司法：人民犯法一律坐牢，而个别党团员上“国家一级幹部，处理案件与一般群众不同”，这是党员有特权呢，还是刑不上大夫呢？难道我们人民法院实质上也是专门保护党员御用的法院吗？肃反：有些党团员不调查不研究，只要年龄大些，做事年限多些或有人巫指一下，就认为是反动分子，停职反省审判，变相施刑。公私合营企业：权在公方、党团员之手。对私方人员轻视，侮辱，打击，这不是公私合营，而是公合营私。农业合作化：有的幹部无能蛮干，把合作化这一良法美意付诸流水，甚至使农民遭到饥荒之害，这不是农业高潮，而是农业高草。……我不敢说也决不是全体党团员都这样。但个别，个别……加起来也就不少了。
有人注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我认为纵有官僚主义而没有党团员掌腰，为害也小。清朝有人怕官，没有人怕主观主义，而最怕的是“宗室觉罗”，黄红带子，那怕是一个孩子也令人害怕，而不敢惹。伪满怕谁？汉人当官有多少人怕？但见着日本人谁都怕，他不是官，也不是怕他主观主义，怕他的是：日本人。今天怕谁？第一是党员，第二是团员，第三是投机分子。如果是一个大学校长，院长，不是党员，就没有人怕他，而另一个小职员，却有人怕他，因为他是党员，党员就有权。如果校长，院长不是党员，就有人敢和他辩论；校长，院长对他部下的党员却要让七分。投机分子以为现在入了党团，就像清朝入了旗，伪满学了日本话，军阀时代入了军籍，国民党时代入了国民党。解放後，我在沈阳第五中学当校长时，有一名学生是团支书，他就瞧下起我，叫我“老封建”，平常不理我，有时竟可以支使我。他不是官，也不能官僚主义，那么凭什么支使我？因为他是团支书，我怕不听他支使就是反对党，反对团。那时，我会参加一个讨论学校和团的关系的座谈会，会上有的校长反映：老师在课堂上讲课，有的团员在下边记，不是记笔记，是专挑老师小尾巴。这是上级给他的任务。而团员报告上去就是积极分子，入党甚至升官都快。因此教员怕学生。当时主持会议的团市委书记申芝澜同志正颜厉色说：团员应该记，团员有权监督老师。团如此，党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就有的党员有“江山是自己打的”的优越感，再加上投机分子的协助，于是党与党外就砌上了墙。当然，工人、农民特别是工人，和共产党没什么墙，共产党还是他们的大恩人呢。工商业者和共产党就有墙，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中间也有墙。这墙大的如万里长城，其次的墙高数仞，也有的仅是及肩，还有的只有墙基了。在今天来说，墙基本上都是共产党修的。解放当时，因为有人反对共产党，还有人不了解共产党，那时的墙可以说是两面的，甚至有非党人一面修的。以後，随着非党人的进步，对共产党认识的提高，形势的变化，自然就把自己这面墙拆了，没有墙的当然也不砌了，愿意和共产党靠近了。而有的共产党员却被胜利冲昏头脑，骄傲自满，盛气凌人，于是由被动变主动，砌起墙来了。所以今天拆墙是共产党的事，我们帮一手是可以的。这就好此北京紫禁城，是皇帝修的墙，把老百姓和皇帝隔开。这是皇上砌的，老百姓怎么敢拆。皇上动口，老百姓才敢拆，也愿意拆。
怎么拆墙？现在共产党提出整风，这能不能把墙完全拆掉呢？我说能奏一时之效，运动像一阵风过去了，难免旧病复发。再说还要有新党员入党，他们连整风也没赶上，仍不免倚势凌人！因为入了党就有了权，权党不分。
现在无论什么机关都有党，有团，不仅有党，而且党一切都说了算。党和权不分了，有党就有权，有权的人多半是党员。有的机关制度上是行政首长负责制，但事实上还是党说了算，有的实行党政工青共同领导，假如仅仅行政是非党员，也只占四分之一，实际还是党说了算。一切有职有权的领导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有的没有能力，干不了也干，只有大学教授、工程师之类共产党员实在无法干的事才叫非党人士干，干得还不愉快。党掌握了政权，就有人会想：我是党员，我就该有权，把他个人，党和权看成三位一体了。这就是宗派主义为害最大的根源。因此，必须把党，权和个人三者分开，叫党不能干涉行政事务。必须改变这种根本制度。
我的意见：在今天社会发展的形式下，国家大事不能叫共产党一党包办，要切实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如果共产党一个党包办，就没有互相监督，容易一意孤行，自掘坟墓。共产党提出方案，和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的作法，中央是执行了，但下边可下一定。拿沈阳市来说，有的事是不协商，有的事只走走形式。因此，这种情况必须迅速纠正。
行政机关应坚决执行唯才是用的政策，要以才为主。能干什么的就干什么，不行的就不用。必要的时候可实行考试制度，合格者采用。在这里，绝不能分党员和非党员，行政人员绝不宜是党就用，不是党就不用。就是有八十年党龄，也得不能当教授就当教员，不能当教员就当工友。不论那一个机关，一个党员没有也行，全是党员也可以。
党员多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低，学习马列主义也领会的慢。当然也有好的一面，即立场稳，有革命的经验，但现在是建设，过去革命的一套许多用不着了，需要新的知识了。按照唯才是用的原则，势必要把革命有功人的撤下一些。但功劳要酬，恩要报。怎么酬报呢？国家可以拨一笔经费，作为革命酬劳费。同时还按他们的工作给与党外一样的应得的工资。如果有领袖欲怎么办？可以给他们设虚衔，但不管事。总之，不能像现在，不称职的，只凭党员当官，而且甚么都管。办事的人就要称职，就要有职有权。
有人说不会可以学，可以钻，一年不会两年，两年不会三年。我赞成。但是不能在不称职的岗位上钻（能力差不多的还行），可以到学校里钻或在称职的岗位上钻，钻好了再来干，再提升。否则，就不仅会给工作造成损失，而且一定会产生不懂装懂的现象，使别人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试想：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甚至没有大学程度的当系主任怎么能行呢？九一八以前我在沈阳第一高中当校长时，教员全是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那有像现在这种情形：初中毕业教初小，高中毕业教高小，过不多日子又当起教导主任，校长来了！
与此相反，把原来的老校长，所谓旧知识分子，却给撤下来或排挤出学校，使他们谋食无路，报国无由。我记得有一副旧对联，形容高官和小吏的差别。上联是：“大人大人大大人上三十三重天给玉皇盖瓦”，下联是：“卑职卑职卑卑职入十八层地狱替小鬼挖煤”。现在有些新贵连升三阶青云直上了。旧知识分子还有欲挖煤而不得的，可怜！可怜！
解放後，我曾当过中学校长，这也算党对我特别照顾吧？可是我受不了左一个“老一套”，右一个“教条主义”，团员的监督，一九五二年报病辞职了。一九五三年到师专当图书室主任，看到别人挨闘，自怕野火烧身，几个月後又不得不借口有病辞职。在过去那样黑暗的社会，我不懂政治，不知给谁服务，糊里糊涂地还做教育工作三十多年，而今天是新国家，我明白了办教育是为了人民，更愿意继续做教育工作了。上级虽也还信任，但学校里有些团员和积极分子给我种种压抑，难堪，叫我越来越威信扫地，不得干了。假如我不离开学校，今年何尝不想庆祝办教育的四十一周年？（六月二日辽宁日报）